告別「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民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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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 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稱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徵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一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70年代中期。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70年代的70%劇降至80、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 -- 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換句話說，不論在全球還是在香港，過去二、三十年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是十分「激進」的，而產生的兩極化效果也顯然十分「極端」。借用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 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的說法，這種發展模式，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暴力（systemic violence）。

齊澤克指出，我們日常看到和主觀感受到的暴力，只是眾多種暴力的其中一種，另外還存在着一些並不明顯的暴力，包括「系統性」的暴力，也就是經由政治和經濟系統的日常運作而產生的各種災難性後果，例如「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金融系統在「正常」（就是政府放任不規管）的狀態下，仍然會產生極端的貧富懸殊和今天金融海嘯這些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後果。齊澤克進一步指出，正是我們對這種系統性的暴力的漠視或缺乏敏感，才令舒適的都市生活成為可能。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儘管高舉放任不干預的教條，但在實際的運作中，不論是列根還是戴卓爾夫人的政府，均並非全心全意擁護自由市場。正如哈維正確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這些政府或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百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又例如布殊為了選票曾答應在愛荷華州（Ohio）設立鋼鐵關稅，或訂定有利軍事工業的政策等等。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

像積極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這類倡議式的智庫機構（advocacy tanks），主要是運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包括舉辦研討會、公共演講、主持傳媒節目等方式，尋求在公共領域上製造論爭、設定議題，例如提出簡化空洞的對立問題：政府應否「干預」？經濟是否「自由」？訂定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會否導致政府「干預」和使經濟失去「自由」？根據它們的視角所框限的「問題」，置放在公眾面前，讓社會輿論聚焦在這些有利於自由放任教條立場的議程（agenda）。此外，這些智庫除了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和出版書籍以外，還會定期發表研究報告和接受傳媒訪問，也會出版自己的雜誌、通訊和學術期刊等，甚至出版各類影音材料（特別是與宗教佈道有關的演講）。自然，還包括製作網站、舉辦籌款酒會，邀請社會上的名流精英和高官政要參與。除了在公共層面的工作以外，在相對私人的層面，這些智庫也嘗試以不同方式不斷重覆宣傳它們所信奉的觀點。例如透過入閣，接受委任成為部長、副部長等，或參加各種政府設立的諮詢或工作委員會，或不斷遊說政府要員，並透過邀請前政府官員加入智庫，與政要建立私人關係的網絡；又會替要到議會開會的官員寫政策文件，或替他們做簡報等。這樣做的原因，正如傳統基金會指出，是因為文章觀點或研究報告，並不會自動走去合適的人手裏，因此有必要做後續的工作，把這些結論直接帶到有影響力的人的手裏（“we can not just put out a studies and hope that it can get into right peoples' hand”）i。

換句話說，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紥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政府干預」），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細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五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10多20年的政策，為甚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與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甚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苦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