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是發展，文化是經濟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ch/press/reports/green-discussion-articles/5

特首曾蔭權在題為《香港新方向》的二ＯＯ七至Ｏ八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三項「新的目標」，或三個堅持：首要目標是經濟發展、發展必須協調環境保護和文化保育、發展要能達至社會和諧。

而要實現這些目標，他認為必須採用「進步發展觀」，具體體現為依賴基建帶動經濟增長、以活化歷史建築為社區帶來社會及經濟效益、以助人自助理念（社會關懷文化）而非高稅收高福利方式處理貧富懸殊問題。

要落實他心目中的「進步發展觀」，他認為企業「在現今社會已不應只扮演純經濟角色，而應兼顧社會責任」，包括「環境保護、文物保育及關懷社會」。儘管他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但也承認文化生活、重視自己的文化與歷史是優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首有關發展與保育的論述框架，在傳媒的推動下，逐漸成了主流共識。例如民建聯提出的要在發展過程中「注入更多的保育元素」，以「化解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育之間的矛盾」；而民主黨儘管強調要讓公眾參與規劃城市發展，但仍然接受「平衡發展和保育」的論述。

要落實他心目中的「進步發展觀」，他認為企業「在現今社會已不應只扮演純經濟角色，而應兼顧社會責任」，包括「環境保護、文物保育及關懷社會」。儘管他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但也承認文化生活、重視自己的文化與歷史 是優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首有關發展與保育的論述框架，在傳媒的推動下，逐漸成了主流共識。例如民建聯提出的要在發展過程中「注入更多的保育元素」，以「化解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育之間的矛盾」；而民主黨儘管強調要讓公眾參與規劃城市發展，但仍然接受「平衡發展和保育」的論述。

保育和發展是否必然對立?

提出平衡發展與保育，兼顧經濟、社會和文化，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問題，但進一步分析，這種有關發展和保育的論述，建基的是把發展和保育分割並對立起來的假設，而這假設更為根本的前提，是把經濟與文化劃為兩個截然不同領域的理解。這種劃分所產生的效果，往往是把發展、保育、經濟、文化等每一項的內容收窄，而分割、對立之後所強調的平衡、兼顧，所能夠容納的，只是要狹義的經濟或發展（例如人均收入增加）、還是要狹義的文化或保育（例如保存歷史建築物）多一些的問題。對政府、商界和絕大部分政黨來說，前者自然是首要的，也就是特首所強調只能「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夠「讓市民得以享受優質的城市生活」的意思。而施政報告中以所謂「活化」的方式保育古跡，主要還是為了使歷史建築物「發揮它們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具體的作法是把歷史建築物，例如中區警署建築群、前中央書院遺址和灣仔露天市集，「活化」為「獨特的文化地標」。換句話說，「活化」也主要是一種狹義的經濟利益的考量，主要為旅遊業和高、中收入階層服務。這與美國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興起的、以經濟增長作為誘因、受到政府、商界和文化界共同支持的「活化」古跡文物保育運動 ，是一脈相承的。

因此，把發展與保育分割，或將經濟與文化劃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然後再把焦點放在平衡和兼顧，往往不利於一些重要的問題的提出，例如發展（或保育）的目標是什麼？為誰而發展（或保育）？我們需要怎樣的經濟（或文化）生活？或更根本的問題：什麼是「發展」、「經濟」？什麼是「保育」、「文化」？

如果說發展就是保育、文化同時是經濟，或保育是發展、經濟同時是文化，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會覺得不知所云。不過，要否定這種說法，也許得先要對「什麼是發展／經濟？」和「什麼是文化／保育？」有十分清晰和確定的答案。

發展=釋放潛能 + 改善生活

據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英語中的發展（development）一詞，首先出現於十七世紀，原初意思包含了與包裹和束縛相反的舒展和展開之意。另一位學者埃斯岱瓦（Gustavo Esteva）則指出，「發展」的早期用法，是指生物（動物和植物）能舒展釋放其自然（或生物學上的基因）所能容許的全部潛能，但之後被逐漸窄化為經濟增長（以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和工業發展的同義詞。

根據一般的用法，發展包含了變化（或演化）、朝良好目標進發和改進的意思，除了國民生產總值和工業增長等指標以外，晚近的討論還加入了人文發展、性別發展、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平等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等概念。而聯合國的第一個發展的十年（the First UN Development Decade 1960-1970）所提出的說法，是把發展等同增長加轉化，當中包括了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面向，核心是改進人民的生活質素。

如果發展的核心是「改進人民的生活質素」，讓人類可以釋放舒展其自然所能容許的全部潛能，那麼它就包含了保育的意思。因為要釋放潛能和改進生活質素，一些原本的優良的潛質就不能完全拋棄。放棄了根本，也就沒法釋放和舒展，例如放棄了健康的根莖，花苞也就不能舒展生長。同理，全盤推倒了舊區一些原有的良好空間設計、生活方式和人際網絡，也難以談及人民生活質素的改進，剩下的只會是粗暴的替代。換句話說，發展基本上包含了保留舊的或原有的一些優良品質，以及孕育新的或更進一步的生活質素這兩重意思。

保育的狹義理解是保存（preservation 或 conservation），但也可以包括孕育（cultivation）的含意。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要保存往往得更改既存或培育新的品質。例如在保存土壤過程中，農民往往同時需要改良土壤，以確保土質不會在常變的環境中退化，令土地更能發揮、舒展其自然的生態功能，包括為生物提供食物能量、淨化空氣和儲存生物基因，從而改善人類和其他生物的生活質素。換句話說，保育內含了變化（或演化）和改進的意思，也包括讓保育對象可以舒展和釋放其自然所能容許的全部潛能。從這角度理解，保育也就是發展。

循這一思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的「發展就是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就不難理解。他認為，我們不應局限於僅僅以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來界定發展的狹隘視野，因為經濟增長自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終極的目標。相反，實質自由的擴展，在發展過程中是極之重要的，因為這會令人們更有可能舒展和釋放潛能，幫助自己和影響世界，以改善生活。而由於自由的多樣性，把發展理解為自由的擴展，也能抗拒以單一可比的排序方式（例如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國際比較），約化發展的意涵。



消費滿載生產文化意義

同理，經濟同時是文化，或文化就是經濟，也並非玄之又玄的天方夜譚。想想以下的問題：家務是經濟活動嗎？父母養育兒女是否投資？給小孩零用錢、交通費算是信貸嗎？主婦結算家庭每月的收入和支出是會計和核數嗎？父母假期帶小孩遊玩與旅遊業的導遊又有何不同？在家做飯、縫衣是生產嗎？買菜、交水電費用是消費嗎？在家庭內發生種種事情，是經濟？還是文化？

發表一首詩是文化活動嗎？ 但組織詩人發布會或印刷詩歌，是否也要金錢、人力資源和其他物質（如場地、紙張）的投入？詩人要能寫詩，是否也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例如衣食住行）？讀者要能了解（或消費？）詩歌，是否也需要長期的培育？而培育的過程可以完全脫離各種物質的條件嗎？因此，詩的生產和消費，是文化？還是經濟？

事實上，消費並非僅僅是金錢的支出，也同時是一個充滿文化意義的過程，例如我們買了一本書，或會慢慢咀嚼，或會用來裝飾、或借給別人、或顯示身份品味、或監管兒女閱讀，無論如何，書的消費過程都會跨越一段時間，這個過程中的產品經歷了生老病死，生產出各種文化意義。同理，生產也不僅是工廠購入了原材料、工人和機器後就會自動完成，如何令工人有效率地工作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因此，要生產就得要處理或打造工作倫理。工作倫理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觀念，因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之中其實仍然是一個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要處理或規管好工人的情緒和喜惡，令工人感到工作是有意義的，才能使工作有質量和效率。如果這些文化面向處理得不好，生產過程也不會順利。因此，討論工作倫理是怎樣產生的，就是探討生產過程當中的文化意義的生產和流通。

八十、九十年代以後，我們的經濟似乎愈來愈走向「文化」（culturalized）。經濟的文化轉向包括兩個大環節，一個是知識層面上將「經濟」、「文化」等範疇理解為混雜的，或相互構成的，也就是不存在純粹獨立的「經濟」、「文化」等領域；其二是處理實質的經濟體，或如何把經濟體理解為一個由文化構成的過程或實體：由以往強調數據、統計、歷史事實的實證理解，轉向更重視經濟過程中的呈現表述、身份認同與規管調節，或意義的生產和流通。

二分法方便各取所需

從這種文化經濟學的思路重新審視近日有關香港發展與保育的討論，也許能令我們看到一些政府和商界視野以外的有趣問題。例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儘管強調他「反對以二分法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不過，在討論發展與保育時，卻仍然用二分法看待發展與保育、經濟與文化。表面看來，要求平衡發展與保育，提出兼顧經濟和文化，好像已經做到面面俱圓，能夠照顧不同利益。但截然分割發展與保育、經濟和文化，產生的效果是把分割出來的選項（發展、保育、經濟、文化）簡化，使每一選項的內容變得十分狹隘。而就算提出要「兼顧」、「平衡」這些約化了內容的選項，所得出的結果，也遠比不分割地看待這些概念狹隘。事實上，整全地看待發展、保育、經濟、文化這些概念，它們每一個所包含的意思，比將它們分割窄化後相加起來的內容，還要豐富。

二分地看待發展與保育、經濟和文化，除了方便政府、商界和政黨各取所需，任意地「平衡」和「兼顧」以外，恐怕不能幫助我們尋找一個更清晰的社會遠景，或釐清我們追求的是怎樣的生活素質，以及理解「改進」的真正意義。換句話說，問題並非是要從分割簡化了的選項當中，選擇哪一個要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問題，也不必從中決定何者為首要的目標，更沒有需要「兼顧」、「平衡」這些約化了內涵的選項，而是應整全地理解發展、保育、經濟和文化。

如果政府、商界和政黨能夠整全地理解發展、保育、經濟和文化，那麼「活化」所重的，就不應是根據單一和狹隘的現代標準來翻新舊區和古跡，或簡單而分割地注入狹義的「文化元素」（例如美食戲曲），以賺取利潤、吸引遊客和服務中、高收入階層，而是要保存或培育舊區與古蹟所曾承載的合理和良好的空間設計、生活方式和人際網絡，並在此基礎之上，更新和舒展舊區和古蹟所蘊藏的各種文化／經濟潛能，改進社會的生活素質。只有如此，討論發展和保育，才會變得有意義。

倘若發展就是保育，而經濟文化則互相建構，那麼「進步發展觀」也就等同「進步保育觀」，而首要目標既是「經濟發展」又必然同時是「文化保育」。在這整全而非分割的理解下，要提出的問題應是：我們要怎樣的發展／保育、經濟／文化？為誰而發展／保育（或改進那一些社群的生活質素）？以什麼為目標的發展／保育？用什麼方法來發展／保育？提出和回答這些問題，才是真正反對以二分法看待問題，才可能避免由政府製造出來的非此即彼思考框架，和隨之而引起的不大有建設性的政治論爭。

（原載於：《明報月刊》2007年12月號，46-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