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從國際歷史視野 理解世貿暴力（200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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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部分本地報紙12月19日的標題是「清場11小時拘900暴民」和「三地點羈留逾千暴民」。把示威者中已被釋放的絕大部分沒有衝擊世貿會場的和平示威者說成是「暴民」，自然毫無根據；就算是曾使用武力的示威者，倘抽離了他們抗爭的國際和國內社會脈絡(context)來看待他們的行為片段，冠以「暴民」之名，也明顯不公允，除了顯示了文字的暴力以外，也反映出本地傳媒缺乏歷史和國際的視野。

灣仔 臨時國 際抗爭 舞台

不了解南韓農民的歷史背景和當前面對的問題，不了解國際傳媒和世貿組織的運作邏輯，我們很難公平地理解韓農的示威行為，也不會明白為什麼生產出成為香港生命教育範本的「大長今」的南韓，也同時能生產義無反顧及鬥志激昂(militant)的農民運動。

農業衰落對韓農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事情，也威脅他們的傳統文化生活習慣。經歷了遊行示威、議會討論甚至絕食等和平手段也無法改變南韓國會和世貿開放農業市場的決定，在別無他法、前路茫茫的情下，他們只好把對世界貿易和國家政權不合理的安排而導致的抗爭，伸延至香港會展中心，使灣仔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了國際舞台上的抗爭場地。

換句話說，12月17日發生的並不是本地傳媒視野眼中的「騷亂」，而是集中了世界各地反對和支持世貿人士的國際抗爭。國際舞台上演的自然是國際標準的示威和反示威，弱勢群體要在國際上發聲，往往只能以激烈的衝擊來爭取媒體的留意；而要爭取國際社會和輿論支持，示威抗爭的目標必須清晰而集中。同理，在全球媒體監視之下，壓鎮示威的警方也會盡量不去踰越國際社會所能接受的武力標準。反世貿的示威者山長水遠來港抗議，部分甚至不惜以身犯險衝擊會場，主要是讓令他們受苦和排拒他們的世貿組織與國際傳媒聽到他們的聲音，或嘗試中斷會議，阻止達成對弱勢群體不利的協議。正如前線警員以武力對付示威群眾，也只是盡忠職守地執行政府的命令。如果抽離具體的國際社會脈絡說使用武力就是「暴民」，那麼我們會否得出一個港人或許會覺得很奇怪的結論：僅從警察以警棍打人、發射催淚彈的新聞片段，推論出使用了武力的警員為「暴民」？

重新理解 法國大革 命和孫 中山的暴力

一向缺乏國際視野的香港傳媒，可能至今還不明白在當前全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環境下，國際舞台上出現不斷增多的激烈衝突究竟意味什麼。「暴民」的標題，顯然沒有公平地把專業、有組織和紀律的南韓示威者置放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其行為。倘順應這種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的邏輯，我們將難以理解對國際社會有深遠貢獻的法國大革命，以及由備受港人尊敬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國革命，為什麼都帶有強烈的暴力色彩。

法國大革命的群眾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經受了殺人的暴力洗禮，成就了西方世界自由、平等、博愛的傳統；孫中山不斷組織暗殺、武裝起義，最終消除了中華的帝制。如果不把法國大革命和孫中山先生的激烈暴力，置放回當時的國際和國家內的社會脈絡中，我們是難以理解為何這些暴力行為在當代的國際社會中不怎樣受到批評和譴責，相反更成為進步的典範。脫離了這些具體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脈絡談法國和中國革命，鼓吹暗殺、武裝起義的孫中山恐怕也只能是「暴民」一個。

消滅暴力的制度性源頭

嘗試理解法國革命和民國革命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的暴力的意義，並不是要肯定暴力。剛好相反，為了自由與和平，我們必須反對暴力，但唯一能夠徹底消滅暴力的方法，是首先取消一切制度上不公義、不平等而引起的制度性暴力，包括傳媒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斷章取義的語言暴力。只有在一個真正意義的民主、開放、包容的社會，當中尊重每一個民眾的各種權利和聲音，來自民間抗爭和警察鎮壓的武力，才會逐步消失。

與法國革命和民國革命相比，韓農示威出現(包括警方)的「武力」可算微不足道，這當然是由於今天的國際社會脈絡與當年並不相同。韓農示威既非漫無目的地使用暴力的「騷亂」，也並非當年法國和中國式的革命。韓農示威的目的，從始到終都沒有針對香港市民和警員，甚至在示威後清理現場，不願意為居民添加不必要的麻煩。他們十分清楚在灣仔這臨時國際舞台上要完成的國際使命，在難以完全控制情緒下仍然緊守目標，只是針對現代國際和國家內部的制度性暴力---不公平的貿易、不民主的決策、不尊重弱勢群體的傳媒。倘受壓迫者的聲音能受世貿、國家政權和傳媒尊重，倘他們還有別的出路和可能性，韓國農民恐怕沒需要付極大的代價離鄉別井，冒生命危險來港抗爭。

要成為真正的國際城市，承擔國際社會的責任，也許我們應首先學習把國際議題置放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中去理解。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