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人言仍然可畏 ——藝人私照事件的通識教育（2008年2月25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224/4/6lub.html

(明報)2008年2月25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其實，要做好教育，並不需要等待什麼機會，平凡的日常生活本就充滿了各式各樣上好的議題；相反，一些事情，儘管容易引起爭議，但倘若不成熟的公開討論將會進一步傷害他人，這樣的「教育機會」或許並不值得珍惜。如果有一天，香港社會不再出現未得當事人同意就暴力地發放他人私隱的行為，又或當個人私隱被公開後，不會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負面新聞，那麼，教育工作者也許不必再擔心以「爭議性」事件作教育材料，會進一步傷害他人。不過，既然理想的社會並未降臨，藝人私照事件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教師、家長、學生正千頭萬緒，整理一些根本的問題，供「公眾」參考，也算是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罷。

「內容空洞」、「含糊其辭」的香港社會

藝人私照事件主角回港，透過傳媒承認擁有照片和向不同人士道歉。對比其第一次的錄像發言，「公眾」的評價似乎較之前寬容，儘管還是有不滿的聲音，認為當事人仍需進一步「交代」。問題是，為什麼私人照片在未經同意下被發放上網的藝人，要向「公眾」交代，而且還不能「內容空洞」、「含糊其辭」？

指控藝人的聲明「內容空洞」、「含糊其辭」，在我們這個並不十分追求認真精確的社會，是有點奇怪的。從政府的施政報告，到政黨和立會區會參選人的政綱，到教育界的目標和課程內容，到家長的憂慮和訴求，從來都不乏語意不清、言不及義的說法。例如施政報告和特首選舉中的「進步發展觀」和「做好份工」，好像就沒有怎樣說清楚這是誰的「進步發展觀」、為誰「做好份工」，也不太深究什麼是「進步」，為什麼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才算是「好」；又例如政黨和參選人經常提出的「民主」、「自由」、「為市民服務」、「敢言實幹」，具體是指些什麼，恐怕我們也不大了了；而在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中，在未（或沒有意願）弄清楚什麼是「全球化」、「經濟」、「改革」、「中華傳統文化」、「自我」、「成長」的意思前，仍然可以要求教師和學生討論「全球化對社會的正負面影響」、「中國經濟改革在何種程度影響民生」、「中華傳統文化如何與當代相關」、「什麼人際關係能協助自我成長」等問題，是否也有點含糊？自然，還得加上「多角度思考」、「批判能力」、「探究式學習」、「學生為本」等有待澄清的教育目標；最後，「家長」的憂慮和訴求中的「是非觀念」、「正確」的性教育和網上道德，是否都內容充實，清晰明確，

如果藝人的聲明被指摘為「內容空洞」、「含糊其辭」，藝人的行為是「虛偽」、「是非不分」，那麼可能是同樣「空洞含糊」的政府、政黨和教育界，是否也應分擔一點以上的罪名？學生接觸的「虛偽」、「是非不分」，究竟更多是源自娛樂界的個別新聞？還是由於長期浸淫在「空洞含糊」的政治、教育脈絡？如果我們真的不願意接受空洞、含糊、虛偽，那麼對於部分網民投訴私照主角「毒害兒童」、「敗壞社會風氣」；對於一些評論指摘藝人「行徑荒唐」、「不可原諒」，批評他們令青少年「是非不分」、「缺乏道德」，是否應該要求指控者向公眾「坦誠交代」他們的指控的具體和精確的意思、指控的原因和理據？

空洞社會的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的一個最根本目標，是讓學生學會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的一個前提，是反思的能力。因此通識科討論的議題，不管是在哪一個學習範疇，最終指向的，恐怕仍然是反思我們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社會，而我們自己則究竟是怎樣的人。

因此，由藝人私照事件引伸出來的一個最根本的通識教育問題，應該是：為什麼我們這空洞含糊的社會有這麼多的「公眾」，願意投入極大的熱情和能量，去關注幾個藝人的私人生活？「公眾」都在關注些什麼？相片是「真」是「假」對我們有什麼意義？誰是第5、第6位「受害者」在處理我們些什麼欲望？當事人能否結婚或會否離婚又在體現我們的什麼情緒？我們想（或不想）看那些照片嗎？為什麼？想與「朋友」分享它們嗎？分享些什麼？沒有新的照片流傳，失望嗎？為什麼失望？失望些什麼？

如果上述的問題指向我們每個人的自身，那麼下列的問題則指向對社會的整體反思﹕幾個藝人的私人照片能激發整個社會的龐大熱情、憤怒、憂慮，令大部分人一夜間成為秩序的搗亂者、道德的仲裁者和青少年的守護人，是由於香港社會的能量過剩，還是由於精神和身體受到過度的壓抑？是反映社會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欲望旺盛？還是體現了社會的反智、個人生活的無意義和集體的苦悶（參閱Lars Svendsen與Richard Winter）？是說明了我們的社會熱愛道德？還是充滿偽善？

誰欠誰一個交代？

以這些根本的問題作指引，我們或可進一步探討﹕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可以要求「受害」的藝人向「公眾」道歉和交代，而不要求「公眾」（包括網民、傳媒）向「受害」的藝人道歉、向「受害」的藝人交代「公眾」究竟在指控什麼和為什麼作出這些指控？為什麼社會輿論會認為自拍身體和性行為就是「荒唐」？會接受公關行業成行成市，但不接受藝人以公關手法嘗試保護工作前途？可以容許網民和大眾傳媒隨便發放他人的私隱，甚至以此圖利；卻能讓報章擁有新聞的「私有」版權？可以接受還未知道事情真相時便急於下是非判斷、道德結論，但同時又鼓吹欣賞和接受多元價值？會以「賤男」、「艷福」來形容男藝人，而以「愚蠢」、「天真」來描述女藝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1935年5月，魯迅先生以趙令儀的筆名，發表了一篇〈論「人言可畏」〉的文章，談影星阮玲玉的自殺。他這樣寫道：

「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悉的人的醜聞……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卻比她正經』……化幾個銅元就發現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

魯迅先生又說，相對於強者，報章也許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採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寫於70年前的說話，是否仍然有點熟悉的感覺？如果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人言仍然可畏，在如此脈絡下以藝人私照解悶的網民、牟利的傳媒，對藝人隨便作出道德或美學審裁的「公眾」，是否欠受傷害的藝人一個交代？70年的「社會進步」——「增強了的國力」、「改善了的生活素質」、「發展了的自我」，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負責培訓教師的官員、大學，通識科的教師、學生，「社會人士」和家長，我們是否應該不再含糊其辭，認真回答這些問題？

延伸閱讀：

作者：魯迅

文章：論「人言可畏」

作者：Lars Svendsen

書名：A Philosophy of Boredom

作者：Richard Winter

書名：Still Bored in a Culture of Entertainment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