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自由主義危機民粹主義興起（2005年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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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聽過這樣一種說法： 「不用擔心你的負面新聞上了報章頭條，因為隔兩三天便沒有人會再談論『過去的新聞』。」

是的，香港的文化社會環境並不鼓勵深入探討問題，只能孕育短暫的記憶。遠的不用說，近如前年的SARS和七一、去年底的紅灣半島和領匯事件等，它們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今天已沒有多少人會繼續反思。這確是很可惜和應改變的。

隨着樓價上升，香港財赤和失業問題確實稍為緩和，經濟增長也紓減了民間的不滿。不過，SARS、七一、紅灣和領匯所反映出來的根本問題，仍然未被觸及，更遑論解決。

過去兩年香港陷入的困局，揭示出被認為是香港社會最主要特徵的自由主義(如果真的曾存在的話)，其實極為脆弱。在政治和經濟危機面前，自由主義從理念以至實踐都顯得蒼白無力。這情况與二次大戰期間歐洲不少地方的自由主義衰落有點類同。

自啟蒙時代開始，自由主義逐漸成為主宰歐洲的思想。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前提的個人主義思想、強調三權分立的民主代議政制和鼓吹自由貿易的經濟體系。不過，到了19世紀末，自由主義在歐洲陷入了危機，並在20世紀二次大戰期間衰落，為各種形式的國家介入所取代。

源自民主代議政制局限

正如英國社會史學者Eric Hobsbawm在其《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指出，1920年蘇聯以西的歐洲基本上都採用民主代議政制，但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民主代議政制表現的政治自由主義在全球的範圍內潰敗，而推翻和取代政治自由主義的，並非左翼社會主義，而是來自包括保守的天主教勢力和法西斯/納粹在內的右派力量。

Hobabawm認為，政治自由主義在20世紀初的衰亡，主要源自民主代議政制本身的局限。他指出，民主代議政制建基於四個條件，包括：

●民眾對民主的根深蒂固的共識；

●選民間相容妥協的可能性；

●富裕繁榮的經濟環境，以及

●不用政府太多的管治。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歐洲，經濟衰退，人民對政府有效管治以解決失業等問題的期望日增，階級矛盾日益嚴重甚至難以調和，不少國家都欠缺根深蒂固的民主經驗，換句話說，當時歐洲缺乏的正是這四個條件，因此最終導致政治自由主義的衰亡。

伴隨政治自由主義衰亡的，還包括個人主義和自由經濟。正如Karl Polanyi在1935的〈The Essence of Fascism〉指出，二次大戰其間興起的法西斯主義，思想核心正是反對個人主義，因此視接受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自由主義和以「自由人的聯合體」為理想的社會/共產主義作為其敵人。法西斯在歐洲的成功，反映了反對個人主義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中獲得了良好的生長土壤：包括自19世紀末開始對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動、各種反精英和訴諸群眾的民粹主義的興起等等。再加上經濟衰退和失業劇增，使強調個人自由和平等的論調在危機面前逐漸失去市場，同時也令自由不干預的經濟思想漸被遺棄，讓位於強調國家干預的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以致後期建基於凱思斯主義的美國新政(NewDeal)。

政治自由主義4 條件 當代香港不存在

回到21世紀的香港。SARS、七一、紅灣和領匯暴露了與30年代歐洲自由主義衰落的類似徵狀。政治方面，Hobsbawm所說的政治自由主義四個條件，在當代香港並不存在：●首先，香港欠缺根深蒂固的民主經驗；●其次，香港的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不同階級、社群之間似乎也愈來愈難以尋求共識；●再者，人民對政府的「積極管治」的期望也日漸增長，希望能有效解決失業、貧窮、經濟轉型等問題；●最後，儘管這一兩年的經濟好轉，但大部分低收入人士沒有受惠，而經濟增長源頭主要來自CEPA及自由行的帶動和樓價增長的財富效應，這些短期刺激經濟的措施，沒有根本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令香港經濟成功轉型，相反，以投資(投機？)主導的樓市很可能會重蹈98年泡沫爆破的覆轍。

在領匯的爭論中，也許是由於不具備這些條件，政治自由主義所依賴的法制和代議制度，並沒有獲得多少人貫徹的支持──特別在政治和經濟不太順景的時候。相反，不少民粹式的回應更將矛頭指向法律制度和代議政制，例如攻擊民選政客利用法律「阻人發達」，以及支持法律要遷就政治經濟目的(如要求縮短上訴期限讓領匯能盡快上市)等等。大多數市民並不怎樣在意人大第三次釋法，也能說明類似的問題。

在經濟方面，98年以後連續數年的衰退，使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例如「積極不干預」)失去市場，愈來愈少人相信單靠市場力量能改善失業狀况。近年漸佔主導的是要求政府(中央和特區)積極介入推動經濟的呼聲，結果是中藥港、數碼港以至西九龍等政府強力干預的經濟項目並沒有受到多少自由主義的批評，也不聽見自由主義聲音反對政府不斷開闢臨時職位。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如果不是名存實亡，也只會被有選擇性地引用，例如反對最低工資。

沒堅實強調平等民主傳統

香港也沒有堅實的強調平等、民主的個人主義傳統，雖然我們確實存在經傳媒影響、崇尚物質消費的個人主義。近日基督教會組織發動的反對就歧視同性戀立法，也許反映了本地社會缺乏對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的堅持，也不存能令堅持己見、特立獨行者容易生活的友善和包容的環境。事實上，在香港，要在社會、工作崗位、學校和家庭等社群中堅持己見並不容易，有時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經濟富裕繁榮的年代，儘管缺乏這些孕育自由主義的土壤，自由主義的措辭和教條還有一定的生存甚至成為主導的空間，但在經濟不景的時期，或 Hobsbawm所謂的「極端的年代」，自由主義將很容易陷入危機。21世紀的香港，由於缺乏(甚至抗拒)社會民主和共產主義的傳統，也不存在普遍和堅實的宗教信仰，能取代自由主義的，似乎並沒有太多的選擇。在貧富差距日增、政治管治失效、壟斷愈益嚴重的社會脈絡下，訴諸群眾、抗拒精英、缺乏核心價值觀、反智、以實用或犬儒態度回應危機的民粹主義，很可能會成為新的主宰。

伸延閱讀：1 . Hobsbawm, Eric (1996) : "The Fallof Liberalis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pp. 109-141.2 . Polanyi, Karl (1935) : "The Essence of Fascia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Gollan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