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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過去10 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
寫於回歸10 周年前夕，難免要為過去10 年做一次簡單盤點。儘管九七後，社會經濟表面上了大起大落，但金融和地產主導的基本結構依然健在。數碼港、中藥港、迪士尼、物流中心等大計，今天回看，似乎都只是「股照炒、樓照賣」這主旋律外幾個微不足道的和音，自七八十年代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過去10 年仍然繼續。統計處剛發表的《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顯示，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由96 年的5.18，升至06 年的5.33；06 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比較，月入差距高達51.75 倍，96 年差距則是38 倍。
相對於社會經濟結構，政治領域的改變也許多了一點。儘管雙普選仍遙遙無期，但回歸後的遊行、傳媒、司法制度和立法機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特區政府；儘管問責官員經常不用負責，但政府也確實被迫換了幾個主要官員。不過，與經濟領域類似，過去10 年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也是變化不大，民主化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殖民時期遺留下來、公務員主導的政治體制，仍然繼續「做好份工」。
或許，過去10 年香港真正深刻的變化，是在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體制以外，也就是在文化領域中發生。最顯而易見的變化，恐怕是近年興起，由社區活躍分子和環保人士發動，針對市區重建和各類經濟發展大計的「文化╱文物╱生態保育運動」，以及同樣在近年興起，由宗教和政治保守力量發動，針對性別議題的「文化戰爭」。不過，另一同樣深遠和廣泛的文化轉變，也發生在過去10 年的教育領域。
對政府、商界和其他保守政治力量來說，這些轉變中的文化政治動態，是由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催生，例如性少眾「對社會道德的挑戰」或教師的「不願求變」；相反，一些社會運動圈的朋友則嘗試把這些文化政治動態的轉變，理解為權力集團有心栽花的結果，例如教改是由商業主導和不民主政治所推動的，甚至是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必然後果。在這種對立的視野下，我們不難理解，主導過去10 年教改的文化政治，主要表現在政府和教師工會之間的對抗性鬥爭。
然而，過去10 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
民粹的政治
Ernesto Laclau 在他的新書On Populist Reason中系統地分析了民粹主義的原則。他指出，作為一種政治邏輯的民粹主義，包括三個前提。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的共同需求（common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 。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例如「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看不見的手」和「福利主義」等，顯然比一些定義精確的概念，更有利於用來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
借助Laclau 的分析，回顧過去10 年的香港，不難發現，民粹政治的邏輯，似乎愈來愈主導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社會文化。隨貧富懸殊加劇，香港資本主義運作的方式不僅愈來愈不願為佔人口大多數的中低收入社群，提供美好的願景，更為了保持貧富分化的勢頭，進一步嘗試把資源從中低收入社群轉移往富裕階層，造就了縮減公共醫療、公共房屋和其他社會福利的政策，改變了66 至67 年後殖民政府為了政治穩定而推行的一些帶財富再分配效果的做法，使不同社群（例如公屋住戶）的特定需求（例如減租），難以在新的政治生態下獲得滿足。同時，97 年前已開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在北京和本地保守政治力量的阻力下，不僅沒有開花結果，更產生了缺乏實質政治影響力的半民選立法會，造成港人對雙普預期的失落，也難以透過民選政治解決其面對的具體問題，無法滿足不同社群的特定需要。在這處境下，不獲滿足的各種社會訴求，在一些空洞的能指的中介下，很容易匯聚成反政府和政治建制的民粹力量。
由於政府不願或無法扭轉貧富分化的趨勢，由於民主選舉和法治也不能解決市民面對的具體問題和滿足不同社群的特定訴求，因此在社會上積累的不滿，很容易以反對政治建制的民粹政治表現出來。而在90 年代中後期出現的傳媒小報化、名嘴現象、長毛的當選和政府也採用民粹手法推行各類政策（例如在居港權事件製造的167 萬恐慌），均可在這希望短缺年代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
03 年數十萬人的七一遊行，也許是香港民粹政治的最集中表現，各種多元分化的社會不滿和要求，在反對「董建華」這空洞能指的統合下，得以扣連為一種共同的民粹訴求（反對23 條立法和要求董建華下台）；並在往後一段時間，成為動員人民的最主要力量，直至董建華下台而「董建華」不再成為民粹政治的有效能指。
03 年七一，只是過去10 年香港民粹政治的一場最大型演練。除此以外，民粹主義的文化邏輯還充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透過民粹方法打造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以本土的中產價值作為想像基礎）和他的「對立少眾」（ 「新移民」、「綜援懶人」和政府的「福利主義」），並據此把人民大眾內部紛雜的要求，化作為對「大市場、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預」的民粹訴求，編織並支撐「新自由主義」的統織（hegemony）。對鼓吹中產價值的主流社會來說，「自由經濟」、「私有化」和「看不見的手」等概念，其實也是一堆用來統合統治陣營的空洞能指，它們的對立面（共同敵人）是「福利主義」。
另一方面，部分社會運動的運作，似乎也在重複和強化類似的民粹邏輯。例如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建造了「基層人民」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對立，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這些空洞能指，作為有助於統合反對陣營（人民）的共同敵人，並在此基礎之上，嘗試以「基層人民」等另一些「空洞能指」，統合出一種共同的人民（民粹）的訴求（反資本主義）。
犬儒的文化
這種民粹邏輯運作的不經意後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恐怕會強化香港社會的反智和犬儒的傾向。民粹邏輯的演練，需要含混的空洞能指作為中介，以統合多元紛雜的特殊訴求；也同時需要借助「人民」情感的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以及一種共同的熱情和欲望。因此，對於民粹政治來說，理性的討論不僅無補於事，更可能在澄清含混的空洞能指所涵括的各種矛盾意思時，干擾了民粹政治的演練。結果是，民粹政治一般都會排拒和壓抑智性的交鋒，孕育出各種反智的論述和行為。
民粹政治通常是以打倒「人民」的共同「敵人」以作為成效的依歸，但在香港後九七的政治脈絡下，「人民」的共同「敵人」很可能就是北京支持的香港政府和大企業。面對這樣強大的對手，民粹政治的成效往往極之有限，難以完全滿足不同社群的訴求，這將會進一步強化「人民」對政治行動不抱希望的悲觀態度；另一方面，民粹政治樹立的空洞能指，也經常與人民的具體要求和現實生活所經驗的脫節。結果產生了齊澤克（Slavoj Zizek）所指的犬儒主義—— 「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跟循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they know that, in their activity,they are following an illusion, but still, they are doingit.）。例如，教師大概都很清楚大部分學生只是假裝在學習，但他們仍然以不斷講課的行為，演練出好像（as if）真的存在認真的教與學過程；又正如部分社會運動積極參與者也許都很明白，在香港反全球化的虛幻，但仍會在反世貿示威中雄糾糾地前進。
過去10 年的香港，見證了民粹政治的壯大，並產生了犬儒和反智的文化效果。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這種民粹、犬儒、反智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理性的文化批判是否仍然有效？有意義的智性計劃（intellectualprojects）又應該如何展開？
這也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花時間總結過去的主要原因吧。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許寶強：為何知識型經濟那麼反智（2006年01月16日）
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92308
【明報專訊】統計處最近發表了《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本地傳媒抽取當中一些「有趣統計」，例如港人擁有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使用互聯網服務數字；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口百分比；本地獲批專利數目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價值等。從這些統計分類，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傳媒眼中，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大抵是指生產、購買和使用科技產物、正規學歷和專利權。這與一般理解的知識---學科知識：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或各類社會文化思潮：左翼Vs右翼、綠色哲學、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等；或各種理解問題的方法：邏輯推理、經驗歸納、感性認知；以至探究真理的程序：公開爭論、批判否定、反復驗證等---大不相同。這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那麼強調「知識型經濟」的香港，仍然吊詭地充滿各種反智現象。
如果「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僅僅是科技物、專利權和正規學歷，那麼港人對上述的學科知識、思潮、求知方法和程序不感興趣，並不令人驚訝。大量使用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反映的恐怕不是港人對知識的渴求，而更多是用於娛樂、商業、工作和與親朋交往；獲得專利權反映的，也許是求財的決心和手段，而非探求知識的動力；正規教育的投資增加和市民學歷提高，反映的也不是學生愈來愈熱愛知識，而是被動地回應家長、僱主和教師的要求。
事實上，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最近發表的調查指出，受訪1200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感到最不快樂的首五個原因，依次是學業成績欠佳、測驗考試、功課多、與同學吵架、被老師責罵，這些都是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出現的。在這種令學生不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出現早前教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的「愈高班的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愈低」，自然理所當然，也印證了高學歷並不等於愛智。
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
此外，法住文化中心去年6至7月訪問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學生，發現最多學生喜愛的教師是要「關心學生」(78%)、「靈活有效的教學方式」和「風趣幽默」(51%)，而學識豐富只排第六(37%)，在通訊和電腦科技主要用於交往和娛樂的社會脈絡下，這樣的調查結果也不會在意料之外。
儘管還未有機構或個人製作一本「香港反智統計透視」，但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現象窺見「知識型」經濟如何反智。
曾受傳媒訪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不少記者在採訪前並沒有對有關課題作仔細研究，而恐怕在訪問後也不會有興趣繼續鑽研深化該議題，世貿也許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明報》有關韓農的追蹤採訪是少見的特例)。
此外，報章經常帶點嘩眾的起題，例如「灣仔淪陷」、「傳狂購防毒罩偷竊警衛制服，世貿示威殺機四伏」、「韓戰爆發，警民肉搏」等，也反映了編輯所關心的恐怕是報道的娛樂戲劇性和其鼓吹的政治立場或 價值觀( 甚至 偏見)，而非準確的事實和反覆驗證等尊重知識的專業守則。淺顯易消化但不一定準確的標題，建基的也是一種對讀者知識水平沒有什麼要求的態度，甚或是「讀者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假設。
負責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機構，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識。決定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的香港中、小學課程發展，經常不會以對學生、教師和社會狀仔細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作為設計的基礎，也鮮會借助堅實的評核研究來改進課程的效果。制定課程的諮詢過程也不鼓勵思想學理的爭論，蒐集意見的問卷不僅常帶引導性，發放回收的方法(例如利用諮詢大會完結後極有限的時間完成)也難以令受訪者深思熟慮。學校方面，學生主動閱讀、討論學術思潮和社會問題自然不多，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也容易去知識化(deintellectualized)---不再關心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動，不再為思想而活，也失去關心真理、終極價值和正義等知識分子的興趣。
香港並非唯一反智的「知識型經濟」，富裏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就談及英美兩地的類似狀。
富裏迪指出，儘管博物館、持續進修、文化藝術中心和新書出版數量等不斷增加，但在執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務牛耳的英美兩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卻愈來愈充拆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氣氛，「知識」成為了膚淺、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費的東西。
最能體現社會「弱智化」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具體的表現是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興趣、想像、工作只局限在其工作機構有關的事情之內，並不會或不願處理範圍更廣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問題，也不會「在精神上與日常事務的慣例和壓力保持距離」。
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Vintage,1994)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不僅令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損，更同時強化了將知識純粹看作為達成其他實用目標的工具的態度。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富裏迪認為，造成「知識型經濟」反智的原因，主要並非源自市場化的影響，而是歸因於公共政策的包容改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機構不斷降低對知識水平的要求，以「遷就」或包容民眾參與。他以英美的選舉為例，指出政治辯論的水平不斷下降，競選成了膚淺的公關宣傳，或純技術性的觀點(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見的認真交鋒，結果不僅令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更造成了民眾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員卻把這些疏離和冷漠理解為民眾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開」)，推導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降低對民眾參政的要求(例如設計出令選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員的思想政見水平，結果自然是加劇了社會弱智化的傾向。
要解決這問題，富裏迪認為必須改變僅把知識看作成工具的態度，告別那種認為民主參與和高質素的知識標準是不相容的錯誤觀點，批判政客/官員、傳媒編輯、教師繼續「餵給大眾容易消化的知識和文化的家長式做法」，為民眾提供社會所能給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
號稱「知識型經濟」的香港，除了由娛樂和商業主導的科技生產和消費、由考試成績堆砌起來的學歷以外，我們的社會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些什麼？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統計處最近發表了《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本地傳媒抽取當中一些「有趣統計」，例如港人擁有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使用互聯網服務數字；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口百分比；本地獲批專利數目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價值等。從這些統計分類，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傳媒眼中，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大抵是指生產、購買和使用科技產物、正規學歷和專利權。這與一般理解的知識---學科知識：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或各類社會文化思潮：左翼Vs右翼、綠色哲學、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等；或各種理解問題的方法：邏輯推理、經驗歸納、感性認知；以至探究真理的程序：公開爭論、批判否定、反復驗證等---大不相同。這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那麼強調「知識型經濟」的香港，仍然吊詭地充滿各種反智現象。
如果「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僅僅是科技物、專利權和正規學歷，那麼港人對上述的學科知識、思潮、求知方法和程序不感興趣，並不令人驚訝。大量使用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反映的恐怕不是港人對知識的渴求，而更多是用於娛樂、商業、工作和與親朋交往；獲得專利權反映的，也許是求財的決心和手段，而非探求知識的動力；正規教育的投資增加和市民學歷提高，反映的也不是學生愈來愈熱愛知識，而是被動地回應家長、僱主和教師的要求。
事實上，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最近發表的調查指出，受訪1200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感到最不快樂的首五個原因，依次是學業成績欠佳、測驗考試、功課多、與同學吵架、被老師責罵，這些都是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出現的。在這種令學生不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出現早前教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的「愈高班的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愈低」，自然理所當然，也印證了高學歷並不等於愛智。
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
此外，法住文化中心去年6至7月訪問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學生，發現最多學生喜愛的教師是要「關心學生」(78%)、「靈活有效的教學方式」和「風趣幽默」(51%)，而學識豐富只排第六(37%)，在通訊和電腦科技主要用於交往和娛樂的社會脈絡下，這樣的調查結果也不會在意料之外。
儘管還未有機構或個人製作一本「香港反智統計透視」，但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現象窺見「知識型」經濟如何反智。
曾受傳媒訪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不少記者在採訪前並沒有對有關課題作仔細研究，而恐怕在訪問後也不會有興趣繼續鑽研深化該議題，世貿也許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明報》有關韓農的追蹤採訪是少見的特例)。
此外，報章經常帶點嘩眾的起題，例如「灣仔淪陷」、「傳狂購防毒罩偷竊警衛制服，世貿示威殺機四伏」、「韓戰爆發，警民肉搏」等，也反映了編輯所關心的恐怕是報道的娛樂戲劇性和其鼓吹的政治立場或 價值觀( 甚至 偏見)，而非準確的事實和反覆驗證等尊重知識的專業守則。淺顯易消化但不一定準確的標題，建基的也是一種對讀者知識水平沒有什麼要求的態度，甚或是「讀者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假設。
負責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機構，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識。決定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的香港中、小學課程發展，經常不會以對學生、教師和社會狀仔細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作為設計的基礎，也鮮會借助堅實的評核研究來改進課程的效果。制定課程的諮詢過程也不鼓勵思想學理的爭論，蒐集意見的問卷不僅常帶引導性，發放回收的方法(例如利用諮詢大會完結後極有限的時間完成)也難以令受訪者深思熟慮。學校方面，學生主動閱讀、討論學術思潮和社會問題自然不多，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也容易去知識化(deintellectualized)---不再關心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動，不再為思想而活，也失去關心真理、終極價值和正義等知識分子的興趣。
香港並非唯一反智的「知識型經濟」，富裏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就談及英美兩地的類似狀。
富裏迪指出，儘管博物館、持續進修、文化藝術中心和新書出版數量等不斷增加，但在執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務牛耳的英美兩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卻愈來愈充拆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氣氛，「知識」成為了膚淺、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費的東西。
最能體現社會「弱智化」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具體的表現是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興趣、想像、工作只局限在其工作機構有關的事情之內，並不會或不願處理範圍更廣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問題，也不會「在精神上與日常事務的慣例和壓力保持距離」。
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Vintage,1994)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不僅令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損，更同時強化了將知識純粹看作為達成其他實用目標的工具的態度。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富裏迪認為，造成「知識型經濟」反智的原因，主要並非源自市場化的影響，而是歸因於公共政策的包容改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機構不斷降低對知識水平的要求，以「遷就」或包容民眾參與。他以英美的選舉為例，指出政治辯論的水平不斷下降，競選成了膚淺的公關宣傳，或純技術性的觀點(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見的認真交鋒，結果不僅令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更造成了民眾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員卻把這些疏離和冷漠理解為民眾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開」)，推導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降低對民眾參政的要求(例如設計出令選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員的思想政見水平，結果自然是加劇了社會弱智化的傾向。
要解決這問題，富裏迪認為必須改變僅把知識看作成工具的態度，告別那種認為民主參與和高質素的知識標準是不相容的錯誤觀點，批判政客/官員、傳媒編輯、教師繼續「餵給大眾容易消化的知識和文化的家長式做法」，為民眾提供社會所能給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
號稱「知識型經濟」的香港，除了由娛樂和商業主導的科技生產和消費、由考試成績堆砌起來的學歷以外，我們的社會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些什麼？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政改論述如何「教壞細路」（2009年12月7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1206/4/fiiy.html
(明報)2009年12月7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新高中通識科的其中一個課程目標，是希望孕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年，頁4-5）。對左右香港未來發展的政改毫無興趣、漠不關心、消極被動，自然說不上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也難算是「盡責認真的公民」；習慣於接受和使用空洞的修辭，甚至以政治化妝術取代實際的分析，恐怕亦離「正面的價值觀」甚遠，也無法真正有助學生認識「社會、國家和世界」。政府（教育局）對通識科師生的要求，理應同樣適合應用於政府自己身上。不過，官方推銷政改諮詢方案的論述，卻似乎與其推動的教改目標自相違背。
有論者認為，近日成為了傳媒焦點的「5區總辭」，將會令公眾「失去切實討論『2012中途方案』的興趣」。這說法對了一半，錯了一半。對的是﹕公眾確實「失去切實討論」政改諮詢方案的興趣；錯的則是﹕興趣的喪失，其實在「5區總辭」成為了傳媒焦點之前就早已出現。換句話說，造成公眾對諮詢方案反應冷漠的原因，並非是泛民的「反枱」或「內訌」，而是政府推銷方案的論述，在有意或無意之間，消滅了公眾「切實討論」的興趣。
當空洞的修辭碰上嚴峻的現實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這官方文件宣稱，將「抱著最大的誠意推動香港的民主邁向普選」，並會「以開放的態度，聆聽市民、社會各界和立法會對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意見」。不過，政府在有關政改的具體建議和公共論述中，卻往往發放出與「最大誠意」和「開放態度」相反的信息，造成了公眾對政府是否真心推動民主的普遍不信任。
在政府（包括一些親政府的聲音）推銷其「2012中途方案」的論述中，有幾個經常出現的關鍵詞：「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平衡利益」。這些關鍵詞，不僅意義含混，內容空洞，更重要的是：它們所指向的，正好跟香港近年的現實環境嚴重脫節。以這些措辭推銷政改，除了令人難以感受到政府的「誠意」和「開放」外，更可能產生與文首提及的教改目標相反的效果──「教壞學生」。
不論政府提出「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和「平衡利益」存著什麽意圖，這些空洞含混的論述所產生的效果，除了是維持現有向特權傾斜、繼續貧富分化的不民主政治制度（例如功能團體選舉）以外，還同時混淆了公眾（甚或政府官員自身）的思想。把功能團體說成是「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和可以「平衡（社會）利益」，或指普選只含「普及」而不包「平等」之意，以至於出現「只要所有人有兩票，都是公平、平等」的詭辯，維護著的，自然是功能團體所代表的特權利益。
這樣的政改論述，與香港的社會現况，存在著極大的差距。當年輕的醫生律師，而非僅僅是低收入階層，也感受到社會的兩極分化、政策不公；當掌控土地、金融資源的特權階層正愈來愈貪得無厭，盡力擠掉低收入社群可以享用的最後資源；當勝者全取、機會不均令年輕一代難以就業、「條氣唔順」時，提出「整體利益、社會穩定」的說法，宣稱在實質上支撐不平等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功能組別選舉」能夠「平衡利益」和讓社會「均衡參與」，自然難以令人相信這叫「理性務實」。正是在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和功能團體等維護特權的政治結構下，香港社會見證了過去10多年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利益不平衡和參與不均衡的格局進一步加劇，這不是很明顯嗎？以這種在實質上鞏固特權政治制度的空洞措辭，來推銷政改方案，想獲得大多數市民的信任，自然是緣木求魚。
更壞的是，這種含糊空洞的政改論述，不僅支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走向，令香港深陷矛盾積累的危險境地，還同時散發著「教壞細路」的文化效果。一方面，公關的措辭，往往把與事實不符的語言，打扮成漂亮的說話，而非針對實質的問題，進行認真的討論，只會加強學生在辯論比賽、「上莊」諮詢中都曾見識過的詭辯伎倆，離「切實討論」愈來愈遠；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公關措辭與我們經歷的日常生活嚴重脫節，但在中央和特區政府恃強凌弱下，缺乏政治權利和實力的老百姓，很多時只能無奈接受，產生的效果，是強化了社會上的犬儒認命心態，變得像前蘇聯式社會主義一樣：儘管大眾都知道《真理報》沒有什麼真理，《人民日報》不怎樣為人民發聲，但正如齊澤克所說，我們都知道正跟循著虛幻，但仍然這樣過活。
我們改變的世界
將是孩子們的未來
面對這樣的政改論述，任教通識科的教師，倘若仍然想讓學生擁有「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還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應抗拒使用言詞空泛的政改論述，澄清能真正有助學生「切實討論」的概念，例如指出「所有人有兩票」，並不一定「公平、平等」，因為當有些人的一票可能比另一些人的一票分量較重，就像現有的功能組別選舉中，保險和金融界別的選民數目只有100多人，但卻可分別推舉出一位立法會議員，另一些界別則需上萬選票才得一議席，「所有人有兩票」等同「公平、平等」便是空話。又例如告訴學生，投票率只有30%的區議會選舉，不可能像政改諮詢文件所說，是經過300多萬選民選出，而由民選區議員互選6席，並不一定代表民主內容增加，相反可能會造就一個小圈子的利益分贜結構。此外，也可以和學生一同認真地追問「理性務實」、「循序漸進」的真義：不知道「漸進」的清楚目的地（例如確實會在哪年有怎樣的普選），剩下的只是「循序」；缺乏「理性」地直面社會正嚴重兩極分化的勇氣，「務實」恐怕只會淪為維護特權的借口。
其次，針對政改論述所可能帶來的虛無認命心態，我們也可考慮介紹外國和歷史的政改經驗，讓學生在思考「普選」或「功能團體」時，可依據「切實」的材料，進行有認知意義的分析，尋找各種在官方論述中排拒了的政治希望。而更重要的，是在學校內避免重複那種「教壞細路」的言詞和實踐上的表裏不一，讓學生重拾對成人世界失去的信心。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9年12月7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新高中通識科的其中一個課程目標，是希望孕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年，頁4-5）。對左右香港未來發展的政改毫無興趣、漠不關心、消極被動，自然說不上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也難算是「盡責認真的公民」；習慣於接受和使用空洞的修辭，甚至以政治化妝術取代實際的分析，恐怕亦離「正面的價值觀」甚遠，也無法真正有助學生認識「社會、國家和世界」。政府（教育局）對通識科師生的要求，理應同樣適合應用於政府自己身上。不過，官方推銷政改諮詢方案的論述，卻似乎與其推動的教改目標自相違背。
有論者認為，近日成為了傳媒焦點的「5區總辭」，將會令公眾「失去切實討論『2012中途方案』的興趣」。這說法對了一半，錯了一半。對的是﹕公眾確實「失去切實討論」政改諮詢方案的興趣；錯的則是﹕興趣的喪失，其實在「5區總辭」成為了傳媒焦點之前就早已出現。換句話說，造成公眾對諮詢方案反應冷漠的原因，並非是泛民的「反枱」或「內訌」，而是政府推銷方案的論述，在有意或無意之間，消滅了公眾「切實討論」的興趣。
當空洞的修辭碰上嚴峻的現實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這官方文件宣稱，將「抱著最大的誠意推動香港的民主邁向普選」，並會「以開放的態度，聆聽市民、社會各界和立法會對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意見」。不過，政府在有關政改的具體建議和公共論述中，卻往往發放出與「最大誠意」和「開放態度」相反的信息，造成了公眾對政府是否真心推動民主的普遍不信任。
在政府（包括一些親政府的聲音）推銷其「2012中途方案」的論述中，有幾個經常出現的關鍵詞：「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平衡利益」。這些關鍵詞，不僅意義含混，內容空洞，更重要的是：它們所指向的，正好跟香港近年的現實環境嚴重脫節。以這些措辭推銷政改，除了令人難以感受到政府的「誠意」和「開放」外，更可能產生與文首提及的教改目標相反的效果──「教壞學生」。
不論政府提出「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和「平衡利益」存著什麽意圖，這些空洞含混的論述所產生的效果，除了是維持現有向特權傾斜、繼續貧富分化的不民主政治制度（例如功能團體選舉）以外，還同時混淆了公眾（甚或政府官員自身）的思想。把功能團體說成是「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和可以「平衡（社會）利益」，或指普選只含「普及」而不包「平等」之意，以至於出現「只要所有人有兩票，都是公平、平等」的詭辯，維護著的，自然是功能團體所代表的特權利益。
這樣的政改論述，與香港的社會現况，存在著極大的差距。當年輕的醫生律師，而非僅僅是低收入階層，也感受到社會的兩極分化、政策不公；當掌控土地、金融資源的特權階層正愈來愈貪得無厭，盡力擠掉低收入社群可以享用的最後資源；當勝者全取、機會不均令年輕一代難以就業、「條氣唔順」時，提出「整體利益、社會穩定」的說法，宣稱在實質上支撐不平等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功能組別選舉」能夠「平衡利益」和讓社會「均衡參與」，自然難以令人相信這叫「理性務實」。正是在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和功能團體等維護特權的政治結構下，香港社會見證了過去10多年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利益不平衡和參與不均衡的格局進一步加劇，這不是很明顯嗎？以這種在實質上鞏固特權政治制度的空洞措辭，來推銷政改方案，想獲得大多數市民的信任，自然是緣木求魚。
更壞的是，這種含糊空洞的政改論述，不僅支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走向，令香港深陷矛盾積累的危險境地，還同時散發著「教壞細路」的文化效果。一方面，公關的措辭，往往把與事實不符的語言，打扮成漂亮的說話，而非針對實質的問題，進行認真的討論，只會加強學生在辯論比賽、「上莊」諮詢中都曾見識過的詭辯伎倆，離「切實討論」愈來愈遠；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公關措辭與我們經歷的日常生活嚴重脫節，但在中央和特區政府恃強凌弱下，缺乏政治權利和實力的老百姓，很多時只能無奈接受，產生的效果，是強化了社會上的犬儒認命心態，變得像前蘇聯式社會主義一樣：儘管大眾都知道《真理報》沒有什麼真理，《人民日報》不怎樣為人民發聲，但正如齊澤克所說，我們都知道正跟循著虛幻，但仍然這樣過活。
我們改變的世界
將是孩子們的未來
面對這樣的政改論述，任教通識科的教師，倘若仍然想讓學生擁有「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還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應抗拒使用言詞空泛的政改論述，澄清能真正有助學生「切實討論」的概念，例如指出「所有人有兩票」，並不一定「公平、平等」，因為當有些人的一票可能比另一些人的一票分量較重，就像現有的功能組別選舉中，保險和金融界別的選民數目只有100多人，但卻可分別推舉出一位立法會議員，另一些界別則需上萬選票才得一議席，「所有人有兩票」等同「公平、平等」便是空話。又例如告訴學生，投票率只有30%的區議會選舉，不可能像政改諮詢文件所說，是經過300多萬選民選出，而由民選區議員互選6席，並不一定代表民主內容增加，相反可能會造就一個小圈子的利益分贜結構。此外，也可以和學生一同認真地追問「理性務實」、「循序漸進」的真義：不知道「漸進」的清楚目的地（例如確實會在哪年有怎樣的普選），剩下的只是「循序」；缺乏「理性」地直面社會正嚴重兩極分化的勇氣，「務實」恐怕只會淪為維護特權的借口。
其次，針對政改論述所可能帶來的虛無認命心態，我們也可考慮介紹外國和歷史的政改經驗，讓學生在思考「普選」或「功能團體」時，可依據「切實」的材料，進行有認知意義的分析，尋找各種在官方論述中排拒了的政治希望。而更重要的，是在學校內避免重複那種「教壞細路」的言詞和實踐上的表裏不一，讓學生重拾對成人世界失去的信心。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短視的時間 無效的「務實」（2009年7月20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719/4/d9qp.html
(明報)2009年7月20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七一遊行的口號和橫額，反映了不少市民似乎並不認同特區政府在過去幾年已「做好份工」；正生書院事件，也顯示了高舉和諧多年的香港社會並不那麼和諧。標榜「務實」的曾特首班子，為何總不能達至市民期望中的施政結果？
正如我過去不斷指出（見拙作《告別犬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以政務官為代表的港式「務實」，很多時只是在根據程序辦事畾t（do things right），而非有效地做正確的事（do right things），後者往往需要建基於仔細的分析和紮實的研究，以準確把握目標，並緊密扣連相關工作。更壞的情况是，「務實」只是不斷隨便找點事情給自己或別人去做，以證明自己並非冗員。
中長期的時間觀
這種不理目標的「務實論」建基的，恐怕是香港社會缺乏強調中長期視野的時間觀念。根據已故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分類，歷史時間可以區分為3種長短不一的時段。第一類是瞬間即逝的短暫時段，當中發生的主要是朝生暮死的「事件」（events）；第二類是20年左右的中期時段，能深遠影響歷史的佈局；最後一類是50年左右的長波或長達百年的趨勢，形成歷史的結構。布氏認為，存活於短期的「事件」，只是歷史上的微塵（dust）；相反，中、長時段才決定了社會發展的過程，並塑造了人類歷史的走向。自然，對慣於只爭朝夕的港人，特別是在「秒秒鐘幾十萬上落」的金融樓市當紅時代，布羅岱爾較強調的中、長時段時間框架和視野，顯然不會太有吸引力。
借助布氏的時間（和空間觀念）與拉美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社會學家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等學者在1970年代發展出一套世界體系視野（World-system perspective），分析不同地區的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世界體系學說主要是採用中、長時段的時間框架，嘗試超越集中於短時段和「事件」的歷史觀和社會科學分析。
沃勒斯坦（2008）指出，人首先活於短時段，因此短期的目標往往更容易吸納我們主要的關注和精力。今天要吃什麼飯、明天穿什麼衣服，自然是刻不容緩的決定；要在當代香港準時完成上司的任務、快速回應外界的壓力，更難以三思而後行。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官員的種種決定，往往是為了回應短時段中的「事件」：制定財政預算案，是要試在短期內緩減民怨；大力宣傳反濫藥，恐怕也是為了想轉移當下社會批評的視線。與官員類似，教師也經常要在很短的時間作出不一定與中、長期目標相關的決定：學生欠交功課是否要罰留堂？上課太嘈吵的學生需禁制懲罰嗎？學生的考試成績不好，得為他們補課、多出幾張工作紙、加入更多的中期測驗？教師忙於這些工作的原因，是為了達至讓學生愉快、自主地學會學習等長遠教育目標，還是只想在短期內紓緩來自學生、家長和校長的壓力，稍解燃眉之急？
短視「務實」的長遠效果
習慣解決燃眉之急和關注短期時段與「事件」，往往會令我們忽略這些行為和事情的中長期影響。如果我們願意在若干年後細緻檢討，也許不難發現，這些短期的、只爭朝夕的「務實」工作積累的中長期效果，很可能與我們原先的期望有別，甚至適得其反。
一位剛退休的資深而務實的中學教師朋友告訴我，他已經很久沒認真地閱讀，包括與自己主修科目相關的學術書刊。我想，在當初立志為師的時候，我的朋友大概不會預期在中學任教的廿多卅年生涯當中，將會日漸遠離他曾熱愛的書本。同理，當家長喜孜孜地把子女送進band one名校時，大概也不會想到，12年後子女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可能會比未入學時更低。而當曾特首以「絕不手軟」的態度宣布要嚴打「毒害」時，他大概也無法預期，幾十年後香港青少年「濫藥」的「事件」是否真的會減少，更不會知道，那種或能解政府威信低落於一時的學校驗毒政策（包括送緝毒犬往學校搜查毒品），可能正愈來愈把學校推往一個異化的境地——不再是一個鼓勵教師和學生愉快、自主地讀書求學的地方，而是變成更像一所規管中心，或一個當學生敵人的民粹「戰場」。
又正如另一位朋友指出，本是為了促進和修正學習的考試，也逐漸「變成教與學之外和之後的獨立事件」，「不再是教與學的有機部分」，甚至「倒過來扭曲和控制教與學（如何考便如何教，而不是怎樣教便怎樣考）」。（張偉基 2009：〈異化了的考評〉，網址﹕hk.myblog.yahoo.com/edwkc/article?mid=149）
告別「務實」 梳理歷史
沃勒斯坦（2008）指出，儘管由於現實的原因，我們不得不經常要在短期中兩害選其輕，但這只是為了不至於自說自話，同時讓自己和志同道合者能鬆一口氣。他認為我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校正和堅持中時段的工作方向和原則，而非讓自己全陷於短期的妥協之中。因此能有助我們走向中長期目標的「務實」，並非是短時段中的權宜之計，而是包括細緻地分析過去的各種工作，探討這些能解燃眉之急的工作在中、長時段產生了什麼效果。換句話說，真正的「務實」也就是認真去梳理歷史，釐清方向，從中找出更有效產生預期成果的相關工作，儘管這些工作不會在短期內立竿見影。
凱恩斯一句廣為後人引用的俏皮話是：「長遠而言，我們都是死人。」布羅岱爾（1993）回應道：這句話「既平常又荒唐。因為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頁78）
■參考閱讀
文章：Remembering Andre Gunder Frank Whil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作者：Immanuel Wallerstein
期刊：Monthly Review, June 2008
網頁：http://www.monthlyreview.org/080630wallerstein.php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
作者：布羅岱爾
出版：三聯書店（1993）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9年7月20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七一遊行的口號和橫額，反映了不少市民似乎並不認同特區政府在過去幾年已「做好份工」；正生書院事件，也顯示了高舉和諧多年的香港社會並不那麼和諧。標榜「務實」的曾特首班子，為何總不能達至市民期望中的施政結果？
正如我過去不斷指出（見拙作《告別犬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以政務官為代表的港式「務實」，很多時只是在根據程序辦事畾t（do things right），而非有效地做正確的事（do right things），後者往往需要建基於仔細的分析和紮實的研究，以準確把握目標，並緊密扣連相關工作。更壞的情况是，「務實」只是不斷隨便找點事情給自己或別人去做，以證明自己並非冗員。
中長期的時間觀
這種不理目標的「務實論」建基的，恐怕是香港社會缺乏強調中長期視野的時間觀念。根據已故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分類，歷史時間可以區分為3種長短不一的時段。第一類是瞬間即逝的短暫時段，當中發生的主要是朝生暮死的「事件」（events）；第二類是20年左右的中期時段，能深遠影響歷史的佈局；最後一類是50年左右的長波或長達百年的趨勢，形成歷史的結構。布氏認為，存活於短期的「事件」，只是歷史上的微塵（dust）；相反，中、長時段才決定了社會發展的過程，並塑造了人類歷史的走向。自然，對慣於只爭朝夕的港人，特別是在「秒秒鐘幾十萬上落」的金融樓市當紅時代，布羅岱爾較強調的中、長時段時間框架和視野，顯然不會太有吸引力。
借助布氏的時間（和空間觀念）與拉美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社會學家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等學者在1970年代發展出一套世界體系視野（World-system perspective），分析不同地區的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世界體系學說主要是採用中、長時段的時間框架，嘗試超越集中於短時段和「事件」的歷史觀和社會科學分析。
沃勒斯坦（2008）指出，人首先活於短時段，因此短期的目標往往更容易吸納我們主要的關注和精力。今天要吃什麼飯、明天穿什麼衣服，自然是刻不容緩的決定；要在當代香港準時完成上司的任務、快速回應外界的壓力，更難以三思而後行。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官員的種種決定，往往是為了回應短時段中的「事件」：制定財政預算案，是要試在短期內緩減民怨；大力宣傳反濫藥，恐怕也是為了想轉移當下社會批評的視線。與官員類似，教師也經常要在很短的時間作出不一定與中、長期目標相關的決定：學生欠交功課是否要罰留堂？上課太嘈吵的學生需禁制懲罰嗎？學生的考試成績不好，得為他們補課、多出幾張工作紙、加入更多的中期測驗？教師忙於這些工作的原因，是為了達至讓學生愉快、自主地學會學習等長遠教育目標，還是只想在短期內紓緩來自學生、家長和校長的壓力，稍解燃眉之急？
短視「務實」的長遠效果
習慣解決燃眉之急和關注短期時段與「事件」，往往會令我們忽略這些行為和事情的中長期影響。如果我們願意在若干年後細緻檢討，也許不難發現，這些短期的、只爭朝夕的「務實」工作積累的中長期效果，很可能與我們原先的期望有別，甚至適得其反。
一位剛退休的資深而務實的中學教師朋友告訴我，他已經很久沒認真地閱讀，包括與自己主修科目相關的學術書刊。我想，在當初立志為師的時候，我的朋友大概不會預期在中學任教的廿多卅年生涯當中，將會日漸遠離他曾熱愛的書本。同理，當家長喜孜孜地把子女送進band one名校時，大概也不會想到，12年後子女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可能會比未入學時更低。而當曾特首以「絕不手軟」的態度宣布要嚴打「毒害」時，他大概也無法預期，幾十年後香港青少年「濫藥」的「事件」是否真的會減少，更不會知道，那種或能解政府威信低落於一時的學校驗毒政策（包括送緝毒犬往學校搜查毒品），可能正愈來愈把學校推往一個異化的境地——不再是一個鼓勵教師和學生愉快、自主地讀書求學的地方，而是變成更像一所規管中心，或一個當學生敵人的民粹「戰場」。
又正如另一位朋友指出，本是為了促進和修正學習的考試，也逐漸「變成教與學之外和之後的獨立事件」，「不再是教與學的有機部分」，甚至「倒過來扭曲和控制教與學（如何考便如何教，而不是怎樣教便怎樣考）」。（張偉基 2009：〈異化了的考評〉，網址﹕hk.myblog.yahoo.com/edwkc/article?mid=149）
告別「務實」 梳理歷史
沃勒斯坦（2008）指出，儘管由於現實的原因，我們不得不經常要在短期中兩害選其輕，但這只是為了不至於自說自話，同時讓自己和志同道合者能鬆一口氣。他認為我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校正和堅持中時段的工作方向和原則，而非讓自己全陷於短期的妥協之中。因此能有助我們走向中長期目標的「務實」，並非是短時段中的權宜之計，而是包括細緻地分析過去的各種工作，探討這些能解燃眉之急的工作在中、長時段產生了什麼效果。換句話說，真正的「務實」也就是認真去梳理歷史，釐清方向，從中找出更有效產生預期成果的相關工作，儘管這些工作不會在短期內立竿見影。
凱恩斯一句廣為後人引用的俏皮話是：「長遠而言，我們都是死人。」布羅岱爾（1993）回應道：這句話「既平常又荒唐。因為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頁78）
■參考閱讀
文章：Remembering Andre Gunder Frank Whil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作者：Immanuel Wallerstein
期刊：Monthly Review, June 2008
網頁：http://www.monthlyreview.org/080630wallerstein.php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
作者：布羅岱爾
出版：三聯書店（1993）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金融海嘯下 批判和反思的空間（2009年3月16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315/4/b6cr.html
(明報)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反思」和「批判思考」是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的其中兩個關鍵詞。「反思」並不是要求學生在完成課業後，隨便說說學到些什麼之類的個人感受，而是學習內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觀的依據，並迴身觀照所採用的視野中的盲點；「批判思考」更不是互相「窒來窒去」，或提出正反觀點，然後各打五十的套路，而是找出不同觀點所建基的假設，並從這些觀點置身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理解它們的意義和局限。對不少教師來說，這種嘗試孕育學生新的共通能力的教育目標，並不容易掌握。
不過，金融海嘯的洗禮，似乎鬆動了香港社會的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規習見，令「反思」和「批判思考」變得容易理解。
例如，就「企業的性質及功能是什麼」這問題，教科書和流行論說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大多是：企業由股東擁有，以他們的福利為先；企業的主要目標是極大化利潤，旁及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家的職責之一，則是承擔風險。學生在潛移默化下，很容易把這些答案，接受為理所當然的常識，甚至轉化成為一種信仰。然而，在全球金融機構危機下，各類銀行的行政總裁（CEO）的收入仍然可觀，使人不得不懷疑CEO主宰下的金融企業的最主要目標，其實並非極大化機構的利潤，而是更關注CEO等「企業家」的個人收益；電訊盈科私有化事件，也迫使我們追問：企業究竟是以大股東還是小股東的福利為先？它是組織生產的機構，還是施展財技的法人？全球經濟危機浮現後，世界各地的企業家紛紛向政府求助，顯示的是他們願意承擔風險的魄力，還是逃避風險的習性？企業紛紛裁員，是承擔還是迴避其社會責任？企業最主要的社會責任，是間中植樹與資助社區活動，還是管好營運，讓員工有穩定而良好的工作環境，令消費者不致購入「毒債」、吃進「毒藥」？
迷債事件、匯控事件，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當代的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性質及功能：是促進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交易，還是鼓勵投機和賭博？這些問題指向的，正是我們在過去相對穩定的社會體制和歷史脈絡下，不大會批判的信念和假設，以及忘卻去反思的視野和習見。
從SARS到金融海嘯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的SARS和七一大遊行，也曾迫使香港社會短暫地批判反思過去的生活方式和發展道路。例如，由約10個民間團體和學術機構於2003年7月12日聯合舉辦的「非典型健康生活的想像與實踐」民間交流會，生產出一系列反思香港社會問題的文章和一份民間政綱，當中提出的「非典型」建議，包括放慢經濟增長，縮減貧富差距，倡議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共享工作，發展社區醫療，大量投入資源改善空氣、託兒、護老服務，保育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自然和歷史環境，建立真正的民主改制等等；又例如2004年超過300位社會人士簽署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提出保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公平公義 、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價值的重要，同時呼籲港人要保護環境並與自然建立和諧的關係。然而，隨着2005年以後的「經濟恢復」（或更準確的說法是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上述的批判反思和積極建議，很快就為社會遺忘，成為歷史。
不過，樓市股市支撐下的馬照跑、舞照跳這樣的「歡樂時光」，正如周星馳所說，「過得特別快」。去年底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儘管引發出不少問題，但同時讓我們清楚看到，港人過去所深信的「放任主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也徹底地衝擊了一些窒礙我們思考的陳腔濫調，開放出新的反思和行動的空間，並再一次迫使我們認真的面對現在、反思過去、探索未來。而且，我們還得有心理準備，如果這次的經濟危機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守待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中環價值」再次橫行，或許不至於遙遙無期，恐怕也將要比上一次的「經濟恢復」，需時得多。
海嘯後的通識教育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曾指出，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段，賺錢並不困難，但貧富差距也容易擴大；而在經濟衰退的年代，生產和消費的減慢，使備受破壞的自然生態和疲憊不堪的現代勞工可以休養生息，加上價格持續下降，低收入階層的實質生活水平或不致變壞。另一方面，經濟繁榮下致富容易，衍生的往往是因循既有制度的保守心態，不尚反思，嘲弄批判；相反，經濟危機卻能催生積極求變的努力，孕育創造、批判和反思的慣習。
引述歷史學家的洞見，自然並非為了抽象地歌頌蕭條，特別在當代香港這極為單一的經濟、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缺乏多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也沒有完備的社會保障，金融海嘯的到臨，確實干擾不少港人的「正常」生活，失業上升、收入下降、消費萎縮等問題也確實難以讓人有尊嚴地過活。這些問題，都必須認真面對，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領袖更是責無旁貸。不過，既然「金融」已形成「海嘯」，無論喜歡與否，看來我們都難以在短期內扭轉乾坤。除努力求生外，是否也可以藉此「百年機遇」，徹底地把經濟的「危」，化作為創造新生活、新價值的「機」？
要轉「危」為「機」，得首先告別那種目光如豆、缺乏願景的庸俗「務實論」，大膽地提出我們所渴求的當下生活和未來願景，仔細地分析現狀、回顧過去，找出今天所面對的問題的根源，從而進行有助邁向願景的真正務實工作，而非交功課式的「做好份工」。這也是通識教育所追求的批判思考和反思能力的應有之義。
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反覆述說的一個笑話是：
一個人在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當被問到在哪裏丟了鑰匙時，他承認說是在後面那個黑暗的角落裏；可是，為什麼他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因為這裏比較亮。（〈抵禦民粹主義誘惑〉，齊澤克，查日新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9期）
如果我們真的想尋回丟失了的鑰匙，包括重拾港人所崇尚的「核心價值」和尋找後金融海嘯時代的「優質生活」，就必須離開「比較亮的路燈下」，也就是告別容易獲得但卻脫離現實的常識習見和現成答案，在後金融海嘯的歷史脈絡下，不忌憚走進「黑暗的角落」，直面長期為庸俗務實論所忽視和嘲弄的香港社會根本問題，例如「不斷工作不斷增值不斷消費令人活得更加快樂自在」？「樓市和股市的蕭條能否鼓勵港人重務正業」？「減慢經濟增長是否更有利於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願意認真探究這些根本的問題，通識教育所強調的批判和反思，至此近矣。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反思」和「批判思考」是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的其中兩個關鍵詞。「反思」並不是要求學生在完成課業後，隨便說說學到些什麼之類的個人感受，而是學習內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觀的依據，並迴身觀照所採用的視野中的盲點；「批判思考」更不是互相「窒來窒去」，或提出正反觀點，然後各打五十的套路，而是找出不同觀點所建基的假設，並從這些觀點置身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理解它們的意義和局限。對不少教師來說，這種嘗試孕育學生新的共通能力的教育目標，並不容易掌握。
不過，金融海嘯的洗禮，似乎鬆動了香港社會的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規習見，令「反思」和「批判思考」變得容易理解。
例如，就「企業的性質及功能是什麼」這問題，教科書和流行論說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大多是：企業由股東擁有，以他們的福利為先；企業的主要目標是極大化利潤，旁及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家的職責之一，則是承擔風險。學生在潛移默化下，很容易把這些答案，接受為理所當然的常識，甚至轉化成為一種信仰。然而，在全球金融機構危機下，各類銀行的行政總裁（CEO）的收入仍然可觀，使人不得不懷疑CEO主宰下的金融企業的最主要目標，其實並非極大化機構的利潤，而是更關注CEO等「企業家」的個人收益；電訊盈科私有化事件，也迫使我們追問：企業究竟是以大股東還是小股東的福利為先？它是組織生產的機構，還是施展財技的法人？全球經濟危機浮現後，世界各地的企業家紛紛向政府求助，顯示的是他們願意承擔風險的魄力，還是逃避風險的習性？企業紛紛裁員，是承擔還是迴避其社會責任？企業最主要的社會責任，是間中植樹與資助社區活動，還是管好營運，讓員工有穩定而良好的工作環境，令消費者不致購入「毒債」、吃進「毒藥」？
迷債事件、匯控事件，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當代的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性質及功能：是促進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交易，還是鼓勵投機和賭博？這些問題指向的，正是我們在過去相對穩定的社會體制和歷史脈絡下，不大會批判的信念和假設，以及忘卻去反思的視野和習見。
從SARS到金融海嘯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的SARS和七一大遊行，也曾迫使香港社會短暫地批判反思過去的生活方式和發展道路。例如，由約10個民間團體和學術機構於2003年7月12日聯合舉辦的「非典型健康生活的想像與實踐」民間交流會，生產出一系列反思香港社會問題的文章和一份民間政綱，當中提出的「非典型」建議，包括放慢經濟增長，縮減貧富差距，倡議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共享工作，發展社區醫療，大量投入資源改善空氣、託兒、護老服務，保育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自然和歷史環境，建立真正的民主改制等等；又例如2004年超過300位社會人士簽署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提出保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公平公義 、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價值的重要，同時呼籲港人要保護環境並與自然建立和諧的關係。然而，隨着2005年以後的「經濟恢復」（或更準確的說法是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上述的批判反思和積極建議，很快就為社會遺忘，成為歷史。
不過，樓市股市支撐下的馬照跑、舞照跳這樣的「歡樂時光」，正如周星馳所說，「過得特別快」。去年底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儘管引發出不少問題，但同時讓我們清楚看到，港人過去所深信的「放任主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也徹底地衝擊了一些窒礙我們思考的陳腔濫調，開放出新的反思和行動的空間，並再一次迫使我們認真的面對現在、反思過去、探索未來。而且，我們還得有心理準備，如果這次的經濟危機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守待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中環價值」再次橫行，或許不至於遙遙無期，恐怕也將要比上一次的「經濟恢復」，需時得多。
海嘯後的通識教育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曾指出，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段，賺錢並不困難，但貧富差距也容易擴大；而在經濟衰退的年代，生產和消費的減慢，使備受破壞的自然生態和疲憊不堪的現代勞工可以休養生息，加上價格持續下降，低收入階層的實質生活水平或不致變壞。另一方面，經濟繁榮下致富容易，衍生的往往是因循既有制度的保守心態，不尚反思，嘲弄批判；相反，經濟危機卻能催生積極求變的努力，孕育創造、批判和反思的慣習。
引述歷史學家的洞見，自然並非為了抽象地歌頌蕭條，特別在當代香港這極為單一的經濟、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缺乏多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也沒有完備的社會保障，金融海嘯的到臨，確實干擾不少港人的「正常」生活，失業上升、收入下降、消費萎縮等問題也確實難以讓人有尊嚴地過活。這些問題，都必須認真面對，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領袖更是責無旁貸。不過，既然「金融」已形成「海嘯」，無論喜歡與否，看來我們都難以在短期內扭轉乾坤。除努力求生外，是否也可以藉此「百年機遇」，徹底地把經濟的「危」，化作為創造新生活、新價值的「機」？
要轉「危」為「機」，得首先告別那種目光如豆、缺乏願景的庸俗「務實論」，大膽地提出我們所渴求的當下生活和未來願景，仔細地分析現狀、回顧過去，找出今天所面對的問題的根源，從而進行有助邁向願景的真正務實工作，而非交功課式的「做好份工」。這也是通識教育所追求的批判思考和反思能力的應有之義。
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反覆述說的一個笑話是：
一個人在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當被問到在哪裏丟了鑰匙時，他承認說是在後面那個黑暗的角落裏；可是，為什麼他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因為這裏比較亮。（〈抵禦民粹主義誘惑〉，齊澤克，查日新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9期）
如果我們真的想尋回丟失了的鑰匙，包括重拾港人所崇尚的「核心價值」和尋找後金融海嘯時代的「優質生活」，就必須離開「比較亮的路燈下」，也就是告別容易獲得但卻脫離現實的常識習見和現成答案，在後金融海嘯的歷史脈絡下，不忌憚走進「黑暗的角落」，直面長期為庸俗務實論所忽視和嘲弄的香港社會根本問題，例如「不斷工作不斷增值不斷消費令人活得更加快樂自在」？「樓市和股市的蕭條能否鼓勵港人重務正業」？「減慢經濟增長是否更有利於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願意認真探究這些根本的問題，通識教育所強調的批判和反思，至此近矣。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經濟衰退下的民主建設（2009年5月18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517/4/c87w.html
(明報)2009年5月18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香港首季的本地生產總值比去年下降了7.8%，是近11年最大的收縮；整體貨物出口則下跌了22.7%，是55年來的最大跌幅。儘管財政司長強調將會在短期內推出「既快且準」的措施，但觀乎特區政府近年的表現，我們確實難以期望新的措施，能真的有效地利民紓困，而非僅僅是另一次嘗試減少市民不滿和七一上街人數的政治公關。事實上，正如不少評論指出，從全球經濟近期實質表現的走勢觀測，經濟衰退恐怕不會在短期內離我們而去，而過去幾個月發達國家數以千億元的投入，也無法扭轉經濟蕭條的大局。因此，與其期待港府的百億救市能帶來奇蹟，不如在未來一段日子學習如何與經濟衰退共處，從中避免「更壞的情况出現」，並積極地轉危為機，尋找新生，這恐怕才是真正「務實地」告別過去、立足現在、迎向將來的不二法門。
經濟衰退本身並不必然是嚴重的危機，也可以是周期的調節，校正衰退前所積累的結構問題，例如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或金融市場的崩壞。不過，回顧歷史的經驗，在經濟收縮時段，往往會誘發潛藏於社會的各種不滿和矛盾，而社會矛盾爆發的結果，並不必然是更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的新社會的誕生，也可以是引致歷史倒退的集權專制的重現，例如二戰前歐洲法西斯的經驗。如果這次的經濟衰退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學習如何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比期待特區政府能很快紓解民困，是否更為「務實」？
經濟衰退與民粹犬儒
要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單引入經濟上的刺激方案，例如「港式的十大建設」和百億「派糖」，在百年一遇的全球衰退的格局下，最好的效果也只能是治標。治本之道，是盡快改造既有的社會結構，把當中容易孕育法西斯極權思想和踐行的各式體制和文化，根本地轉化為較為民主、開放、平等的制度和社會關係。香港正在面對的危機，並不是經濟產值減少，而是繼之而來的社會矛盾的激化，將會引領香港往什麼方向。
正如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指出，陷入經濟衰退前的香港，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見下表），使大部分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源的社群，愈來愈難以享有真正意義的自由，包括個體的「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與此同時，本地社會日益瀰漫的「交功課」心態和恆常地重複習以為常、無意義、儀式化踐行的犬儒文化（cynical culture） ，以及Ernesto Laclau所指的民粹政治——以諸如「看不見的手」、「經濟自由度」等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為中介，把異雜多樣的社會訴求，打造成擁有同一敵人的集體身分，建立截然二分的敵我界線，例如市場vs.政府或家庭vs.同性戀。這種種不再重視連貫的原則和核心價值的文化和政治，逐漸成為香港文化政治的主流。
近日曾蔭權有關「代表香港整體市民」的言論，除了反映其輕視實利以外的倫理價值和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也同時彰顯其民粹心態——以其想像中的大多數民意為價值和施政依歸，卻不管這些民意是否合理和公義。另一方面，金融海嘯也讓我們清楚看到，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建基的並非是連貫的「新」的「自由主義」的價值，而是借助民粹政治的伎倆，以建構簡單的敵我對立關係，鼓吹有利於大企業的所謂「放任」或「不干預」政策。
民主建設的迫切性
在香港當前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經濟陷入衰退、矛盾容易激化的社會脈絡中，把問題簡化和傾向尋找「方便的敵人」的民粹政治，以及日漸瀰漫於本土的不再追求認真的犬儒文化，在缺乏普遍地滲入社會每個角落（例如政府、議會、工厰、學校、教會等）的民主體制和對「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制度化保障下，很可能孕育出排外、針對非主流社群、不尊重個體自由和社會公義的法西斯或極權主義式的思想和踐行。
因此，在「百年一遇」的經濟長期衰退的期間，政府除了應改變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以減少失業和扭轉貧富兩極化的趨勢，是否還需要加速政制的民主化，以制衡主要源自政務官和放任主義者的民粹傾向？民間社會力量在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以紓民困之餘，是否應同時集中精力，推動議會、工廠、企業、學校、醫院、教會等各種社會制度內的民主建設？
今年正值五四運動90周年、六四民運20年祭。如果我們批評官方的五四紀念活動搔不着癢處，沒有觸及學生和市民強烈的民主訴求，那麼民間紀念五四和六四的最有意義的方式，也許是身體力行，在社會的各個環節直接推動民主的進程：在議會和特首等層面以外，支持普選的教師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9年5月18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香港首季的本地生產總值比去年下降了7.8%，是近11年最大的收縮；整體貨物出口則下跌了22.7%，是55年來的最大跌幅。儘管財政司長強調將會在短期內推出「既快且準」的措施，但觀乎特區政府近年的表現，我們確實難以期望新的措施，能真的有效地利民紓困，而非僅僅是另一次嘗試減少市民不滿和七一上街人數的政治公關。事實上，正如不少評論指出，從全球經濟近期實質表現的走勢觀測，經濟衰退恐怕不會在短期內離我們而去，而過去幾個月發達國家數以千億元的投入，也無法扭轉經濟蕭條的大局。因此，與其期待港府的百億救市能帶來奇蹟，不如在未來一段日子學習如何與經濟衰退共處，從中避免「更壞的情况出現」，並積極地轉危為機，尋找新生，這恐怕才是真正「務實地」告別過去、立足現在、迎向將來的不二法門。
經濟衰退本身並不必然是嚴重的危機，也可以是周期的調節，校正衰退前所積累的結構問題，例如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或金融市場的崩壞。不過，回顧歷史的經驗，在經濟收縮時段，往往會誘發潛藏於社會的各種不滿和矛盾，而社會矛盾爆發的結果，並不必然是更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的新社會的誕生，也可以是引致歷史倒退的集權專制的重現，例如二戰前歐洲法西斯的經驗。如果這次的經濟衰退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學習如何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比期待特區政府能很快紓解民困，是否更為「務實」？
經濟衰退與民粹犬儒
要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單引入經濟上的刺激方案，例如「港式的十大建設」和百億「派糖」，在百年一遇的全球衰退的格局下，最好的效果也只能是治標。治本之道，是盡快改造既有的社會結構，把當中容易孕育法西斯極權思想和踐行的各式體制和文化，根本地轉化為較為民主、開放、平等的制度和社會關係。香港正在面對的危機，並不是經濟產值減少，而是繼之而來的社會矛盾的激化，將會引領香港往什麼方向。
正如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指出，陷入經濟衰退前的香港，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見下表），使大部分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源的社群，愈來愈難以享有真正意義的自由，包括個體的「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與此同時，本地社會日益瀰漫的「交功課」心態和恆常地重複習以為常、無意義、儀式化踐行的犬儒文化（cynical culture） ，以及Ernesto Laclau所指的民粹政治——以諸如「看不見的手」、「經濟自由度」等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為中介，把異雜多樣的社會訴求，打造成擁有同一敵人的集體身分，建立截然二分的敵我界線，例如市場vs.政府或家庭vs.同性戀。這種種不再重視連貫的原則和核心價值的文化和政治，逐漸成為香港文化政治的主流。
近日曾蔭權有關「代表香港整體市民」的言論，除了反映其輕視實利以外的倫理價值和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也同時彰顯其民粹心態——以其想像中的大多數民意為價值和施政依歸，卻不管這些民意是否合理和公義。另一方面，金融海嘯也讓我們清楚看到，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建基的並非是連貫的「新」的「自由主義」的價值，而是借助民粹政治的伎倆，以建構簡單的敵我對立關係，鼓吹有利於大企業的所謂「放任」或「不干預」政策。
民主建設的迫切性
在香港當前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經濟陷入衰退、矛盾容易激化的社會脈絡中，把問題簡化和傾向尋找「方便的敵人」的民粹政治，以及日漸瀰漫於本土的不再追求認真的犬儒文化，在缺乏普遍地滲入社會每個角落（例如政府、議會、工厰、學校、教會等）的民主體制和對「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制度化保障下，很可能孕育出排外、針對非主流社群、不尊重個體自由和社會公義的法西斯或極權主義式的思想和踐行。
因此，在「百年一遇」的經濟長期衰退的期間，政府除了應改變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以減少失業和扭轉貧富兩極化的趨勢，是否還需要加速政制的民主化，以制衡主要源自政務官和放任主義者的民粹傾向？民間社會力量在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以紓民困之餘，是否應同時集中精力，推動議會、工廠、企業、學校、醫院、教會等各種社會制度內的民主建設？
今年正值五四運動90周年、六四民運20年祭。如果我們批評官方的五四紀念活動搔不着癢處，沒有觸及學生和市民強烈的民主訴求，那麼民間紀念五四和六四的最有意義的方式，也許是身體力行，在社會的各個環節直接推動民主的進程：在議會和特首等層面以外，支持普選的教師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告別「新自由主義」民粹（2008年11月3日）
編按：此文為《告別「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民粹政治》之簡短版，曾刋於2008年11月3日《明報》。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102/4/919v.html
@新浪網News新聞：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8/1/1/926218/1.html
(明報)2008年11月3日 星期一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青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癥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1970年代中期。而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1970年代的70%劇降至1980、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哈維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列根或是戴卓爾夫人政府或英美的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9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紮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相關)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闆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5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十多廿年的政策，為什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19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予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什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事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相關)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裏？」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102/4/919v.html
@新浪網News新聞：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8/1/1/926218/1.html
(明報)2008年11月3日 星期一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青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癥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1970年代中期。而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1970年代的70%劇降至1980、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哈維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列根或是戴卓爾夫人政府或英美的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9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紮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相關)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闆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5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十多廿年的政策，為什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19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予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什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事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相關)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裏？」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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