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88398
【明報專訊】部分本地報紙12月19日的標題是「清場11小時拘900暴民」和「三地點羈留逾千暴民」。把示威者中已被釋放的絕大部分沒有衝擊世貿會場的和平示威者說成是「暴民」，自然毫無根據；就算是曾使用武力的示威者，倘抽離了他們抗爭的國際和國內社會脈絡(context)來看待他們的行為片段，冠以「暴民」之名，也明顯不公允，除了顯示了文字的暴力以外，也反映出本地傳媒缺乏歷史和國際的視野。
灣仔 臨時國 際抗爭 舞台
不了解南韓農民的歷史背景和當前面對的問題，不了解國際傳媒和世貿組織的運作邏輯，我們很難公平地理解韓農的示威行為，也不會明白為什麼生產出成為香港生命教育範本的「大長今」的南韓，也同時能生產義無反顧及鬥志激昂(militant)的農民運動。
農業衰落對韓農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事情，也威脅他們的傳統文化生活習慣。經歷了遊行示威、議會討論甚至絕食等和平手段也無法改變南韓國會和世貿開放農業市場的決定，在別無他法、前路茫茫的情下，他們只好把對世界貿易和國家政權不合理的安排而導致的抗爭，伸延至香港會展中心，使灣仔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了國際舞台上的抗爭場地。
換句話說，12月17日發生的並不是本地傳媒視野眼中的「騷亂」，而是集中了世界各地反對和支持世貿人士的國際抗爭。國際舞台上演的自然是國際標準的示威和反示威，弱勢群體要在國際上發聲，往往只能以激烈的衝擊來爭取媒體的留意；而要爭取國際社會和輿論支持，示威抗爭的目標必須清晰而集中。同理，在全球媒體監視之下，壓鎮示威的警方也會盡量不去踰越國際社會所能接受的武力標準。反世貿的示威者山長水遠來港抗議，部分甚至不惜以身犯險衝擊會場，主要是讓令他們受苦和排拒他們的世貿組織與國際傳媒聽到他們的聲音，或嘗試中斷會議，阻止達成對弱勢群體不利的協議。正如前線警員以武力對付示威群眾，也只是盡忠職守地執行政府的命令。如果抽離具體的國際社會脈絡說使用武力就是「暴民」，那麼我們會否得出一個港人或許會覺得很奇怪的結論：僅從警察以警棍打人、發射催淚彈的新聞片段，推論出使用了武力的警員為「暴民」？
重新理解 法國大革 命和孫 中山的暴力
一向缺乏國際視野的香港傳媒，可能至今還不明白在當前全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環境下，國際舞台上出現不斷增多的激烈衝突究竟意味什麼。「暴民」的標題，顯然沒有公平地把專業、有組織和紀律的南韓示威者置放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其行為。倘順應這種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的邏輯，我們將難以理解對國際社會有深遠貢獻的法國大革命，以及由備受港人尊敬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國革命，為什麼都帶有強烈的暴力色彩。
法國大革命的群眾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經受了殺人的暴力洗禮，成就了西方世界自由、平等、博愛的傳統；孫中山不斷組織暗殺、武裝起義，最終消除了中華的帝制。如果不把法國大革命和孫中山先生的激烈暴力，置放回當時的國際和國家內的社會脈絡中，我們是難以理解為何這些暴力行為在當代的國際社會中不怎樣受到批評和譴責，相反更成為進步的典範。脫離了這些具體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脈絡談法國和中國革命，鼓吹暗殺、武裝起義的孫中山恐怕也只能是「暴民」一個。
消滅暴力的制度性源頭
嘗試理解法國革命和民國革命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的暴力的意義，並不是要肯定暴力。剛好相反，為了自由與和平，我們必須反對暴力，但唯一能夠徹底消滅暴力的方法，是首先取消一切制度上不公義、不平等而引起的制度性暴力，包括傳媒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斷章取義的語言暴力。只有在一個真正意義的民主、開放、包容的社會，當中尊重每一個民眾的各種權利和聲音，來自民間抗爭和警察鎮壓的武力，才會逐步消失。
與法國革命和民國革命相比，韓農示威出現(包括警方)的「武力」可算微不足道，這當然是由於今天的國際社會脈絡與當年並不相同。韓農示威既非漫無目的地使用暴力的「騷亂」，也並非當年法國和中國式的革命。韓農示威的目的，從始到終都沒有針對香港市民和警員，甚至在示威後清理現場，不願意為居民添加不必要的麻煩。他們十分清楚在灣仔這臨時國際舞台上要完成的國際使命，在難以完全控制情緒下仍然緊守目標，只是針對現代國際和國家內部的制度性暴力---不公平的貿易、不民主的決策、不尊重弱勢群體的傳媒。倘受壓迫者的聲音能受世貿、國家政權和傳媒尊重，倘他們還有別的出路和可能性，韓國農民恐怕沒需要付極大的代價離鄉別井，冒生命危險來港抗爭。
要成為真正的國際城市，承擔國際社會的責任，也許我們應首先學習把國際議題置放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中去理解。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許寶強：人言仍然可畏 ——藝人私照事件的通識教育（2008年2月25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224/4/6lub.html
(明報)2008年2月25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其實，要做好教育，並不需要等待什麼機會，平凡的日常生活本就充滿了各式各樣上好的議題；相反，一些事情，儘管容易引起爭議，但倘若不成熟的公開討論將會進一步傷害他人，這樣的「教育機會」或許並不值得珍惜。如果有一天，香港社會不再出現未得當事人同意就暴力地發放他人私隱的行為，又或當個人私隱被公開後，不會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負面新聞，那麼，教育工作者也許不必再擔心以「爭議性」事件作教育材料，會進一步傷害他人。不過，既然理想的社會並未降臨，藝人私照事件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教師、家長、學生正千頭萬緒，整理一些根本的問題，供「公眾」參考，也算是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罷。
「內容空洞」、「含糊其辭」的香港社會
藝人私照事件主角回港，透過傳媒承認擁有照片和向不同人士道歉。對比其第一次的錄像發言，「公眾」的評價似乎較之前寬容，儘管還是有不滿的聲音，認為當事人仍需進一步「交代」。問題是，為什麼私人照片在未經同意下被發放上網的藝人，要向「公眾」交代，而且還不能「內容空洞」、「含糊其辭」？
指控藝人的聲明「內容空洞」、「含糊其辭」，在我們這個並不十分追求認真精確的社會，是有點奇怪的。從政府的施政報告，到政黨和立會區會參選人的政綱，到教育界的目標和課程內容，到家長的憂慮和訴求，從來都不乏語意不清、言不及義的說法。例如施政報告和特首選舉中的「進步發展觀」和「做好份工」，好像就沒有怎樣說清楚這是誰的「進步發展觀」、為誰「做好份工」，也不太深究什麼是「進步」，為什麼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才算是「好」；又例如政黨和參選人經常提出的「民主」、「自由」、「為市民服務」、「敢言實幹」，具體是指些什麼，恐怕我們也不大了了；而在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中，在未（或沒有意願）弄清楚什麼是「全球化」、「經濟」、「改革」、「中華傳統文化」、「自我」、「成長」的意思前，仍然可以要求教師和學生討論「全球化對社會的正負面影響」、「中國經濟改革在何種程度影響民生」、「中華傳統文化如何與當代相關」、「什麼人際關係能協助自我成長」等問題，是否也有點含糊？自然，還得加上「多角度思考」、「批判能力」、「探究式學習」、「學生為本」等有待澄清的教育目標；最後，「家長」的憂慮和訴求中的「是非觀念」、「正確」的性教育和網上道德，是否都內容充實，清晰明確，
如果藝人的聲明被指摘為「內容空洞」、「含糊其辭」，藝人的行為是「虛偽」、「是非不分」，那麼可能是同樣「空洞含糊」的政府、政黨和教育界，是否也應分擔一點以上的罪名？學生接觸的「虛偽」、「是非不分」，究竟更多是源自娛樂界的個別新聞？還是由於長期浸淫在「空洞含糊」的政治、教育脈絡？如果我們真的不願意接受空洞、含糊、虛偽，那麼對於部分網民投訴私照主角「毒害兒童」、「敗壞社會風氣」；對於一些評論指摘藝人「行徑荒唐」、「不可原諒」，批評他們令青少年「是非不分」、「缺乏道德」，是否應該要求指控者向公眾「坦誠交代」他們的指控的具體和精確的意思、指控的原因和理據？
空洞社會的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的一個最根本目標，是讓學生學會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的一個前提，是反思的能力。因此通識科討論的議題，不管是在哪一個學習範疇，最終指向的，恐怕仍然是反思我們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社會，而我們自己則究竟是怎樣的人。
因此，由藝人私照事件引伸出來的一個最根本的通識教育問題，應該是：為什麼我們這空洞含糊的社會有這麼多的「公眾」，願意投入極大的熱情和能量，去關注幾個藝人的私人生活？「公眾」都在關注些什麼？相片是「真」是「假」對我們有什麼意義？誰是第5、第6位「受害者」在處理我們些什麼欲望？當事人能否結婚或會否離婚又在體現我們的什麼情緒？我們想（或不想）看那些照片嗎？為什麼？想與「朋友」分享它們嗎？分享些什麼？沒有新的照片流傳，失望嗎？為什麼失望？失望些什麼？
如果上述的問題指向我們每個人的自身，那麼下列的問題則指向對社會的整體反思﹕幾個藝人的私人照片能激發整個社會的龐大熱情、憤怒、憂慮，令大部分人一夜間成為秩序的搗亂者、道德的仲裁者和青少年的守護人，是由於香港社會的能量過剩，還是由於精神和身體受到過度的壓抑？是反映社會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欲望旺盛？還是體現了社會的反智、個人生活的無意義和集體的苦悶（參閱Lars Svendsen與Richard Winter）？是說明了我們的社會熱愛道德？還是充滿偽善？
誰欠誰一個交代？
以這些根本的問題作指引，我們或可進一步探討﹕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可以要求「受害」的藝人向「公眾」道歉和交代，而不要求「公眾」（包括網民、傳媒）向「受害」的藝人道歉、向「受害」的藝人交代「公眾」究竟在指控什麼和為什麼作出這些指控？為什麼社會輿論會認為自拍身體和性行為就是「荒唐」？會接受公關行業成行成市，但不接受藝人以公關手法嘗試保護工作前途？可以容許網民和大眾傳媒隨便發放他人的私隱，甚至以此圖利；卻能讓報章擁有新聞的「私有」版權？可以接受還未知道事情真相時便急於下是非判斷、道德結論，但同時又鼓吹欣賞和接受多元價值？會以「賤男」、「艷福」來形容男藝人，而以「愚蠢」、「天真」來描述女藝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1935年5月，魯迅先生以趙令儀的筆名，發表了一篇〈論「人言可畏」〉的文章，談影星阮玲玉的自殺。他這樣寫道：
「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悉的人的醜聞……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卻比她正經』……化幾個銅元就發現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
魯迅先生又說，相對於強者，報章也許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採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寫於70年前的說話，是否仍然有點熟悉的感覺？如果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人言仍然可畏，在如此脈絡下以藝人私照解悶的網民、牟利的傳媒，對藝人隨便作出道德或美學審裁的「公眾」，是否欠受傷害的藝人一個交代？70年的「社會進步」——「增強了的國力」、「改善了的生活素質」、「發展了的自我」，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負責培訓教師的官員、大學，通識科的教師、學生，「社會人士」和家長，我們是否應該不再含糊其辭，認真回答這些問題？
延伸閱讀：
作者：魯迅
文章：論「人言可畏」
作者：Lars Svendsen
書名：A Philosophy of Boredom
作者：Richard Winter
書名：Still Bored in a Culture of Entertainment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8年2月25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其實，要做好教育，並不需要等待什麼機會，平凡的日常生活本就充滿了各式各樣上好的議題；相反，一些事情，儘管容易引起爭議，但倘若不成熟的公開討論將會進一步傷害他人，這樣的「教育機會」或許並不值得珍惜。如果有一天，香港社會不再出現未得當事人同意就暴力地發放他人私隱的行為，又或當個人私隱被公開後，不會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負面新聞，那麼，教育工作者也許不必再擔心以「爭議性」事件作教育材料，會進一步傷害他人。不過，既然理想的社會並未降臨，藝人私照事件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教師、家長、學生正千頭萬緒，整理一些根本的問題，供「公眾」參考，也算是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罷。
「內容空洞」、「含糊其辭」的香港社會
藝人私照事件主角回港，透過傳媒承認擁有照片和向不同人士道歉。對比其第一次的錄像發言，「公眾」的評價似乎較之前寬容，儘管還是有不滿的聲音，認為當事人仍需進一步「交代」。問題是，為什麼私人照片在未經同意下被發放上網的藝人，要向「公眾」交代，而且還不能「內容空洞」、「含糊其辭」？
指控藝人的聲明「內容空洞」、「含糊其辭」，在我們這個並不十分追求認真精確的社會，是有點奇怪的。從政府的施政報告，到政黨和立會區會參選人的政綱，到教育界的目標和課程內容，到家長的憂慮和訴求，從來都不乏語意不清、言不及義的說法。例如施政報告和特首選舉中的「進步發展觀」和「做好份工」，好像就沒有怎樣說清楚這是誰的「進步發展觀」、為誰「做好份工」，也不太深究什麼是「進步」，為什麼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才算是「好」；又例如政黨和參選人經常提出的「民主」、「自由」、「為市民服務」、「敢言實幹」，具體是指些什麼，恐怕我們也不大了了；而在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中，在未（或沒有意願）弄清楚什麼是「全球化」、「經濟」、「改革」、「中華傳統文化」、「自我」、「成長」的意思前，仍然可以要求教師和學生討論「全球化對社會的正負面影響」、「中國經濟改革在何種程度影響民生」、「中華傳統文化如何與當代相關」、「什麼人際關係能協助自我成長」等問題，是否也有點含糊？自然，還得加上「多角度思考」、「批判能力」、「探究式學習」、「學生為本」等有待澄清的教育目標；最後，「家長」的憂慮和訴求中的「是非觀念」、「正確」的性教育和網上道德，是否都內容充實，清晰明確，
如果藝人的聲明被指摘為「內容空洞」、「含糊其辭」，藝人的行為是「虛偽」、「是非不分」，那麼可能是同樣「空洞含糊」的政府、政黨和教育界，是否也應分擔一點以上的罪名？學生接觸的「虛偽」、「是非不分」，究竟更多是源自娛樂界的個別新聞？還是由於長期浸淫在「空洞含糊」的政治、教育脈絡？如果我們真的不願意接受空洞、含糊、虛偽，那麼對於部分網民投訴私照主角「毒害兒童」、「敗壞社會風氣」；對於一些評論指摘藝人「行徑荒唐」、「不可原諒」，批評他們令青少年「是非不分」、「缺乏道德」，是否應該要求指控者向公眾「坦誠交代」他們的指控的具體和精確的意思、指控的原因和理據？
空洞社會的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的一個最根本目標，是讓學生學會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的一個前提，是反思的能力。因此通識科討論的議題，不管是在哪一個學習範疇，最終指向的，恐怕仍然是反思我們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社會，而我們自己則究竟是怎樣的人。
因此，由藝人私照事件引伸出來的一個最根本的通識教育問題，應該是：為什麼我們這空洞含糊的社會有這麼多的「公眾」，願意投入極大的熱情和能量，去關注幾個藝人的私人生活？「公眾」都在關注些什麼？相片是「真」是「假」對我們有什麼意義？誰是第5、第6位「受害者」在處理我們些什麼欲望？當事人能否結婚或會否離婚又在體現我們的什麼情緒？我們想（或不想）看那些照片嗎？為什麼？想與「朋友」分享它們嗎？分享些什麼？沒有新的照片流傳，失望嗎？為什麼失望？失望些什麼？
如果上述的問題指向我們每個人的自身，那麼下列的問題則指向對社會的整體反思﹕幾個藝人的私人照片能激發整個社會的龐大熱情、憤怒、憂慮，令大部分人一夜間成為秩序的搗亂者、道德的仲裁者和青少年的守護人，是由於香港社會的能量過剩，還是由於精神和身體受到過度的壓抑？是反映社會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欲望旺盛？還是體現了社會的反智、個人生活的無意義和集體的苦悶（參閱Lars Svendsen與Richard Winter）？是說明了我們的社會熱愛道德？還是充滿偽善？
誰欠誰一個交代？
以這些根本的問題作指引，我們或可進一步探討﹕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可以要求「受害」的藝人向「公眾」道歉和交代，而不要求「公眾」（包括網民、傳媒）向「受害」的藝人道歉、向「受害」的藝人交代「公眾」究竟在指控什麼和為什麼作出這些指控？為什麼社會輿論會認為自拍身體和性行為就是「荒唐」？會接受公關行業成行成市，但不接受藝人以公關手法嘗試保護工作前途？可以容許網民和大眾傳媒隨便發放他人的私隱，甚至以此圖利；卻能讓報章擁有新聞的「私有」版權？可以接受還未知道事情真相時便急於下是非判斷、道德結論，但同時又鼓吹欣賞和接受多元價值？會以「賤男」、「艷福」來形容男藝人，而以「愚蠢」、「天真」來描述女藝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1935年5月，魯迅先生以趙令儀的筆名，發表了一篇〈論「人言可畏」〉的文章，談影星阮玲玉的自殺。他這樣寫道：
「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悉的人的醜聞……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卻比她正經』……化幾個銅元就發現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
魯迅先生又說，相對於強者，報章也許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採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寫於70年前的說話，是否仍然有點熟悉的感覺？如果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人言仍然可畏，在如此脈絡下以藝人私照解悶的網民、牟利的傳媒，對藝人隨便作出道德或美學審裁的「公眾」，是否欠受傷害的藝人一個交代？70年的「社會進步」——「增強了的國力」、「改善了的生活素質」、「發展了的自我」，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負責培訓教師的官員、大學，通識科的教師、學生，「社會人士」和家長，我們是否應該不再含糊其辭，認真回答這些問題？
延伸閱讀：
作者：魯迅
文章：論「人言可畏」
作者：Lars Svendsen
書名：A Philosophy of Boredom
作者：Richard Winter
書名：Still Bored in a Culture of Entertainment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告別「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民粹政治
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1444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 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稱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徵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一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70年代中期。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70年代的70%劇降至80、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 -- 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換句話說，不論在全球還是在香港，過去二、三十年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是十分「激進」的，而產生的兩極化效果也顯然十分「極端」。借用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 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的說法，這種發展模式，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暴力（systemic violence）。
齊澤克指出，我們日常看到和主觀感受到的暴力，只是眾多種暴力的其中一種，另外還存在着一些並不明顯的暴力，包括「系統性」的暴力，也就是經由政治和經濟系統的日常運作而產生的各種災難性後果，例如「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金融系統在「正常」（就是政府放任不規管）的狀態下，仍然會產生極端的貧富懸殊和今天金融海嘯這些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後果。齊澤克進一步指出，正是我們對這種系統性的暴力的漠視或缺乏敏感，才令舒適的都市生活成為可能。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儘管高舉放任不干預的教條，但在實際的運作中，不論是列根還是戴卓爾夫人的政府，均並非全心全意擁護自由市場。正如哈維正確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這些政府或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百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又例如布殊為了選票曾答應在愛荷華州（Ohio）設立鋼鐵關稅，或訂定有利軍事工業的政策等等。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
像積極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這類倡議式的智庫機構（advocacy tanks），主要是運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包括舉辦研討會、公共演講、主持傳媒節目等方式，尋求在公共領域上製造論爭、設定議題，例如提出簡化空洞的對立問題：政府應否「干預」？經濟是否「自由」？訂定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會否導致政府「干預」和使經濟失去「自由」？根據它們的視角所框限的「問題」，置放在公眾面前，讓社會輿論聚焦在這些有利於自由放任教條立場的議程（agenda）。此外，這些智庫除了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和出版書籍以外，還會定期發表研究報告和接受傳媒訪問，也會出版自己的雜誌、通訊和學術期刊等，甚至出版各類影音材料（特別是與宗教佈道有關的演講）。自然，還包括製作網站、舉辦籌款酒會，邀請社會上的名流精英和高官政要參與。除了在公共層面的工作以外，在相對私人的層面，這些智庫也嘗試以不同方式不斷重覆宣傳它們所信奉的觀點。例如透過入閣，接受委任成為部長、副部長等，或參加各種政府設立的諮詢或工作委員會，或不斷遊說政府要員，並透過邀請前政府官員加入智庫，與政要建立私人關係的網絡；又會替要到議會開會的官員寫政策文件，或替他們做簡報等。這樣做的原因，正如傳統基金會指出，是因為文章觀點或研究報告，並不會自動走去合適的人手裏，因此有必要做後續的工作，把這些結論直接帶到有影響力的人的手裏（“we can not just put out a studies and hope that it can get into right peoples' hand”）i。
換句話說，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紥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政府干預」），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細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五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10多20年的政策，為甚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與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甚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苦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裡？」。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 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稱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徵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一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70年代中期。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70年代的70%劇降至80、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 -- 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換句話說，不論在全球還是在香港，過去二、三十年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是十分「激進」的，而產生的兩極化效果也顯然十分「極端」。借用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 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的說法，這種發展模式，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暴力（systemic violence）。
齊澤克指出，我們日常看到和主觀感受到的暴力，只是眾多種暴力的其中一種，另外還存在着一些並不明顯的暴力，包括「系統性」的暴力，也就是經由政治和經濟系統的日常運作而產生的各種災難性後果，例如「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金融系統在「正常」（就是政府放任不規管）的狀態下，仍然會產生極端的貧富懸殊和今天金融海嘯這些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後果。齊澤克進一步指出，正是我們對這種系統性的暴力的漠視或缺乏敏感，才令舒適的都市生活成為可能。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儘管高舉放任不干預的教條，但在實際的運作中，不論是列根還是戴卓爾夫人的政府，均並非全心全意擁護自由市場。正如哈維正確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這些政府或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百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又例如布殊為了選票曾答應在愛荷華州（Ohio）設立鋼鐵關稅，或訂定有利軍事工業的政策等等。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
像積極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這類倡議式的智庫機構（advocacy tanks），主要是運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包括舉辦研討會、公共演講、主持傳媒節目等方式，尋求在公共領域上製造論爭、設定議題，例如提出簡化空洞的對立問題：政府應否「干預」？經濟是否「自由」？訂定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會否導致政府「干預」和使經濟失去「自由」？根據它們的視角所框限的「問題」，置放在公眾面前，讓社會輿論聚焦在這些有利於自由放任教條立場的議程（agenda）。此外，這些智庫除了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和出版書籍以外，還會定期發表研究報告和接受傳媒訪問，也會出版自己的雜誌、通訊和學術期刊等，甚至出版各類影音材料（特別是與宗教佈道有關的演講）。自然，還包括製作網站、舉辦籌款酒會，邀請社會上的名流精英和高官政要參與。除了在公共層面的工作以外，在相對私人的層面，這些智庫也嘗試以不同方式不斷重覆宣傳它們所信奉的觀點。例如透過入閣，接受委任成為部長、副部長等，或參加各種政府設立的諮詢或工作委員會，或不斷遊說政府要員，並透過邀請前政府官員加入智庫，與政要建立私人關係的網絡；又會替要到議會開會的官員寫政策文件，或替他們做簡報等。這樣做的原因，正如傳統基金會指出，是因為文章觀點或研究報告，並不會自動走去合適的人手裏，因此有必要做後續的工作，把這些結論直接帶到有影響力的人的手裏（“we can not just put out a studies and hope that it can get into right peoples' hand”）i。
換句話說，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紥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政府干預」），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細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五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10多20年的政策，為甚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與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甚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苦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裡？」。
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許寶強：為何知識型經濟那麼反智（2006年01月16日）
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92308
【明報專訊】統計處最近發表了《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本地傳媒抽取當中一些「有趣統計」，例如港人擁有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使用互聯網服務數字；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口百分比；本地獲批專利數目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價值等。從這些統計分類，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傳媒眼中，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大抵是指生產、購買和使用科技產物、正規學歷和專利權。這與一般理解的知識---學科知識：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或各類社會文化思潮：左翼Vs右翼、綠色哲學、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等；或各種理解問題的方法：邏輯推理、經驗歸納、感性認知；以至探究真理的程序：公開爭論、批判否定、反復驗證等---大不相同。這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那麼強調「知識型經濟」的香港，仍然吊詭地充滿各種反智現象。
如果「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僅僅是科技物、專利權和正規學歷，那麼港人對上述的學科知識、思潮、求知方法和程序不感興趣，並不令人驚訝。大量使用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反映的恐怕不是港人對知識的渴求，而更多是用於娛樂、商業、工作和與親朋交往；獲得專利權反映的，也許是求財的決心和手段，而非探求知識的動力；正規教育的投資增加和市民學歷提高，反映的也不是學生愈來愈熱愛知識，而是被動地回應家長、僱主和教師的要求。
事實上，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最近發表的調查指出，受訪1200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感到最不快樂的首五個原因，依次是學業成績欠佳、測驗考試、功課多、與同學吵架、被老師責罵，這些都是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出現的。在這種令學生不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出現早前教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的「愈高班的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愈低」，自然理所當然，也印證了高學歷並不等於愛智。
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
此外，法住文化中心去年6至7月訪問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學生，發現最多學生喜愛的教師是要「關心學生」(78%)、「靈活有效的教學方式」和「風趣幽默」(51%)，而學識豐富只排第六(37%)，在通訊和電腦科技主要用於交往和娛樂的社會脈絡下，這樣的調查結果也不會在意料之外。
儘管還未有機構或個人製作一本「香港反智統計透視」，但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現象窺見「知識型」經濟如何反智。
曾受傳媒訪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不少記者在採訪前並沒有對有關課題作仔細研究，而恐怕在訪問後也不會有興趣繼續鑽研深化該議題，世貿也許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明報》有關韓農的追蹤採訪是少見的特例)。
此外，報章經常帶點嘩眾的起題，例如「灣仔淪陷」、「傳狂購防毒罩偷竊警衛制服，世貿示威殺機四伏」、「韓戰爆發，警民肉搏」等，也反映了編輯所關心的恐怕是報道的娛樂戲劇性和其鼓吹的政治立場或 價值觀( 甚至 偏見)，而非準確的事實和反覆驗證等尊重知識的專業守則。淺顯易消化但不一定準確的標題，建基的也是一種對讀者知識水平沒有什麼要求的態度，甚或是「讀者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假設。
負責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機構，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識。決定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的香港中、小學課程發展，經常不會以對學生、教師和社會狀仔細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作為設計的基礎，也鮮會借助堅實的評核研究來改進課程的效果。制定課程的諮詢過程也不鼓勵思想學理的爭論，蒐集意見的問卷不僅常帶引導性，發放回收的方法(例如利用諮詢大會完結後極有限的時間完成)也難以令受訪者深思熟慮。學校方面，學生主動閱讀、討論學術思潮和社會問題自然不多，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也容易去知識化(deintellectualized)---不再關心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動，不再為思想而活，也失去關心真理、終極價值和正義等知識分子的興趣。
香港並非唯一反智的「知識型經濟」，富裏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就談及英美兩地的類似狀。
富裏迪指出，儘管博物館、持續進修、文化藝術中心和新書出版數量等不斷增加，但在執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務牛耳的英美兩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卻愈來愈充拆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氣氛，「知識」成為了膚淺、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費的東西。
最能體現社會「弱智化」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具體的表現是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興趣、想像、工作只局限在其工作機構有關的事情之內，並不會或不願處理範圍更廣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問題，也不會「在精神上與日常事務的慣例和壓力保持距離」。
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Vintage,1994)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不僅令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損，更同時強化了將知識純粹看作為達成其他實用目標的工具的態度。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富裏迪認為，造成「知識型經濟」反智的原因，主要並非源自市場化的影響，而是歸因於公共政策的包容改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機構不斷降低對知識水平的要求，以「遷就」或包容民眾參與。他以英美的選舉為例，指出政治辯論的水平不斷下降，競選成了膚淺的公關宣傳，或純技術性的觀點(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見的認真交鋒，結果不僅令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更造成了民眾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員卻把這些疏離和冷漠理解為民眾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開」)，推導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降低對民眾參政的要求(例如設計出令選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員的思想政見水平，結果自然是加劇了社會弱智化的傾向。
要解決這問題，富裏迪認為必須改變僅把知識看作成工具的態度，告別那種認為民主參與和高質素的知識標準是不相容的錯誤觀點，批判政客/官員、傳媒編輯、教師繼續「餵給大眾容易消化的知識和文化的家長式做法」，為民眾提供社會所能給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
號稱「知識型經濟」的香港，除了由娛樂和商業主導的科技生產和消費、由考試成績堆砌起來的學歷以外，我們的社會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些什麼？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統計處最近發表了《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本地傳媒抽取當中一些「有趣統計」，例如港人擁有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使用互聯網服務數字；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口百分比；本地獲批專利數目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價值等。從這些統計分類，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傳媒眼中，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大抵是指生產、購買和使用科技產物、正規學歷和專利權。這與一般理解的知識---學科知識：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或各類社會文化思潮：左翼Vs右翼、綠色哲學、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等；或各種理解問題的方法：邏輯推理、經驗歸納、感性認知；以至探究真理的程序：公開爭論、批判否定、反復驗證等---大不相同。這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那麼強調「知識型經濟」的香港，仍然吊詭地充滿各種反智現象。
如果「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僅僅是科技物、專利權和正規學歷，那麼港人對上述的學科知識、思潮、求知方法和程序不感興趣，並不令人驚訝。大量使用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反映的恐怕不是港人對知識的渴求，而更多是用於娛樂、商業、工作和與親朋交往；獲得專利權反映的，也許是求財的決心和手段，而非探求知識的動力；正規教育的投資增加和市民學歷提高，反映的也不是學生愈來愈熱愛知識，而是被動地回應家長、僱主和教師的要求。
事實上，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最近發表的調查指出，受訪1200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感到最不快樂的首五個原因，依次是學業成績欠佳、測驗考試、功課多、與同學吵架、被老師責罵，這些都是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出現的。在這種令學生不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出現早前教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的「愈高班的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愈低」，自然理所當然，也印證了高學歷並不等於愛智。
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
此外，法住文化中心去年6至7月訪問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學生，發現最多學生喜愛的教師是要「關心學生」(78%)、「靈活有效的教學方式」和「風趣幽默」(51%)，而學識豐富只排第六(37%)，在通訊和電腦科技主要用於交往和娛樂的社會脈絡下，這樣的調查結果也不會在意料之外。
儘管還未有機構或個人製作一本「香港反智統計透視」，但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現象窺見「知識型」經濟如何反智。
曾受傳媒訪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不少記者在採訪前並沒有對有關課題作仔細研究，而恐怕在訪問後也不會有興趣繼續鑽研深化該議題，世貿也許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明報》有關韓農的追蹤採訪是少見的特例)。
此外，報章經常帶點嘩眾的起題，例如「灣仔淪陷」、「傳狂購防毒罩偷竊警衛制服，世貿示威殺機四伏」、「韓戰爆發，警民肉搏」等，也反映了編輯所關心的恐怕是報道的娛樂戲劇性和其鼓吹的政治立場或 價值觀( 甚至 偏見)，而非準確的事實和反覆驗證等尊重知識的專業守則。淺顯易消化但不一定準確的標題，建基的也是一種對讀者知識水平沒有什麼要求的態度，甚或是「讀者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假設。
負責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機構，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識。決定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的香港中、小學課程發展，經常不會以對學生、教師和社會狀仔細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作為設計的基礎，也鮮會借助堅實的評核研究來改進課程的效果。制定課程的諮詢過程也不鼓勵思想學理的爭論，蒐集意見的問卷不僅常帶引導性，發放回收的方法(例如利用諮詢大會完結後極有限的時間完成)也難以令受訪者深思熟慮。學校方面，學生主動閱讀、討論學術思潮和社會問題自然不多，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也容易去知識化(deintellectualized)---不再關心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動，不再為思想而活，也失去關心真理、終極價值和正義等知識分子的興趣。
香港並非唯一反智的「知識型經濟」，富裏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就談及英美兩地的類似狀。
富裏迪指出，儘管博物館、持續進修、文化藝術中心和新書出版數量等不斷增加，但在執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務牛耳的英美兩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卻愈來愈充拆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氣氛，「知識」成為了膚淺、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費的東西。
最能體現社會「弱智化」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具體的表現是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興趣、想像、工作只局限在其工作機構有關的事情之內，並不會或不願處理範圍更廣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問題，也不會「在精神上與日常事務的慣例和壓力保持距離」。
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Vintage,1994)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不僅令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損，更同時強化了將知識純粹看作為達成其他實用目標的工具的態度。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富裏迪認為，造成「知識型經濟」反智的原因，主要並非源自市場化的影響，而是歸因於公共政策的包容改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機構不斷降低對知識水平的要求，以「遷就」或包容民眾參與。他以英美的選舉為例，指出政治辯論的水平不斷下降，競選成了膚淺的公關宣傳，或純技術性的觀點(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見的認真交鋒，結果不僅令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更造成了民眾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員卻把這些疏離和冷漠理解為民眾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開」)，推導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降低對民眾參政的要求(例如設計出令選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員的思想政見水平，結果自然是加劇了社會弱智化的傾向。
要解決這問題，富裏迪認為必須改變僅把知識看作成工具的態度，告別那種認為民主參與和高質素的知識標準是不相容的錯誤觀點，批判政客/官員、傳媒編輯、教師繼續「餵給大眾容易消化的知識和文化的家長式做法」，為民眾提供社會所能給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
號稱「知識型經濟」的香港，除了由娛樂和商業主導的科技生產和消費、由考試成績堆砌起來的學歷以外，我們的社會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些什麼？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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