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88398
【明報專訊】部分本地報紙12月19日的標題是「清場11小時拘900暴民」和「三地點羈留逾千暴民」。把示威者中已被釋放的絕大部分沒有衝擊世貿會場的和平示威者說成是「暴民」，自然毫無根據；就算是曾使用武力的示威者，倘抽離了他們抗爭的國際和國內社會脈絡(context)來看待他們的行為片段，冠以「暴民」之名，也明顯不公允，除了顯示了文字的暴力以外，也反映出本地傳媒缺乏歷史和國際的視野。
灣仔 臨時國 際抗爭 舞台
不了解南韓農民的歷史背景和當前面對的問題，不了解國際傳媒和世貿組織的運作邏輯，我們很難公平地理解韓農的示威行為，也不會明白為什麼生產出成為香港生命教育範本的「大長今」的南韓，也同時能生產義無反顧及鬥志激昂(militant)的農民運動。
農業衰落對韓農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事情，也威脅他們的傳統文化生活習慣。經歷了遊行示威、議會討論甚至絕食等和平手段也無法改變南韓國會和世貿開放農業市場的決定，在別無他法、前路茫茫的情下，他們只好把對世界貿易和國家政權不合理的安排而導致的抗爭，伸延至香港會展中心，使灣仔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了國際舞台上的抗爭場地。
換句話說，12月17日發生的並不是本地傳媒視野眼中的「騷亂」，而是集中了世界各地反對和支持世貿人士的國際抗爭。國際舞台上演的自然是國際標準的示威和反示威，弱勢群體要在國際上發聲，往往只能以激烈的衝擊來爭取媒體的留意；而要爭取國際社會和輿論支持，示威抗爭的目標必須清晰而集中。同理，在全球媒體監視之下，壓鎮示威的警方也會盡量不去踰越國際社會所能接受的武力標準。反世貿的示威者山長水遠來港抗議，部分甚至不惜以身犯險衝擊會場，主要是讓令他們受苦和排拒他們的世貿組織與國際傳媒聽到他們的聲音，或嘗試中斷會議，阻止達成對弱勢群體不利的協議。正如前線警員以武力對付示威群眾，也只是盡忠職守地執行政府的命令。如果抽離具體的國際社會脈絡說使用武力就是「暴民」，那麼我們會否得出一個港人或許會覺得很奇怪的結論：僅從警察以警棍打人、發射催淚彈的新聞片段，推論出使用了武力的警員為「暴民」？
重新理解 法國大革 命和孫 中山的暴力
一向缺乏國際視野的香港傳媒，可能至今還不明白在當前全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環境下，國際舞台上出現不斷增多的激烈衝突究竟意味什麼。「暴民」的標題，顯然沒有公平地把專業、有組織和紀律的南韓示威者置放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其行為。倘順應這種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的邏輯，我們將難以理解對國際社會有深遠貢獻的法國大革命，以及由備受港人尊敬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國革命，為什麼都帶有強烈的暴力色彩。
法國大革命的群眾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經受了殺人的暴力洗禮，成就了西方世界自由、平等、博愛的傳統；孫中山不斷組織暗殺、武裝起義，最終消除了中華的帝制。如果不把法國大革命和孫中山先生的激烈暴力，置放回當時的國際和國家內的社會脈絡中，我們是難以理解為何這些暴力行為在當代的國際社會中不怎樣受到批評和譴責，相反更成為進步的典範。脫離了這些具體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脈絡談法國和中國革命，鼓吹暗殺、武裝起義的孫中山恐怕也只能是「暴民」一個。
消滅暴力的制度性源頭
嘗試理解法國革命和民國革命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的暴力的意義，並不是要肯定暴力。剛好相反，為了自由與和平，我們必須反對暴力，但唯一能夠徹底消滅暴力的方法，是首先取消一切制度上不公義、不平等而引起的制度性暴力，包括傳媒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斷章取義的語言暴力。只有在一個真正意義的民主、開放、包容的社會，當中尊重每一個民眾的各種權利和聲音，來自民間抗爭和警察鎮壓的武力，才會逐步消失。
與法國革命和民國革命相比，韓農示威出現(包括警方)的「武力」可算微不足道，這當然是由於今天的國際社會脈絡與當年並不相同。韓農示威既非漫無目的地使用暴力的「騷亂」，也並非當年法國和中國式的革命。韓農示威的目的，從始到終都沒有針對香港市民和警員，甚至在示威後清理現場，不願意為居民添加不必要的麻煩。他們十分清楚在灣仔這臨時國際舞台上要完成的國際使命，在難以完全控制情緒下仍然緊守目標，只是針對現代國際和國家內部的制度性暴力---不公平的貿易、不民主的決策、不尊重弱勢群體的傳媒。倘受壓迫者的聲音能受世貿、國家政權和傳媒尊重，倘他們還有別的出路和可能性，韓國農民恐怕沒需要付極大的代價離鄉別井，冒生命危險來港抗爭。
要成為真正的國際城市，承擔國際社會的責任，也許我們應首先學習把國際議題置放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中去理解。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許寶強：人言仍然可畏 ——藝人私照事件的通識教育（2008年2月25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224/4/6lub.html
(明報)2008年2月25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其實，要做好教育，並不需要等待什麼機會，平凡的日常生活本就充滿了各式各樣上好的議題；相反，一些事情，儘管容易引起爭議，但倘若不成熟的公開討論將會進一步傷害他人，這樣的「教育機會」或許並不值得珍惜。如果有一天，香港社會不再出現未得當事人同意就暴力地發放他人私隱的行為，又或當個人私隱被公開後，不會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負面新聞，那麼，教育工作者也許不必再擔心以「爭議性」事件作教育材料，會進一步傷害他人。不過，既然理想的社會並未降臨，藝人私照事件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教師、家長、學生正千頭萬緒，整理一些根本的問題，供「公眾」參考，也算是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罷。
「內容空洞」、「含糊其辭」的香港社會
藝人私照事件主角回港，透過傳媒承認擁有照片和向不同人士道歉。對比其第一次的錄像發言，「公眾」的評價似乎較之前寬容，儘管還是有不滿的聲音，認為當事人仍需進一步「交代」。問題是，為什麼私人照片在未經同意下被發放上網的藝人，要向「公眾」交代，而且還不能「內容空洞」、「含糊其辭」？
指控藝人的聲明「內容空洞」、「含糊其辭」，在我們這個並不十分追求認真精確的社會，是有點奇怪的。從政府的施政報告，到政黨和立會區會參選人的政綱，到教育界的目標和課程內容，到家長的憂慮和訴求，從來都不乏語意不清、言不及義的說法。例如施政報告和特首選舉中的「進步發展觀」和「做好份工」，好像就沒有怎樣說清楚這是誰的「進步發展觀」、為誰「做好份工」，也不太深究什麼是「進步」，為什麼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才算是「好」；又例如政黨和參選人經常提出的「民主」、「自由」、「為市民服務」、「敢言實幹」，具體是指些什麼，恐怕我們也不大了了；而在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中，在未（或沒有意願）弄清楚什麼是「全球化」、「經濟」、「改革」、「中華傳統文化」、「自我」、「成長」的意思前，仍然可以要求教師和學生討論「全球化對社會的正負面影響」、「中國經濟改革在何種程度影響民生」、「中華傳統文化如何與當代相關」、「什麼人際關係能協助自我成長」等問題，是否也有點含糊？自然，還得加上「多角度思考」、「批判能力」、「探究式學習」、「學生為本」等有待澄清的教育目標；最後，「家長」的憂慮和訴求中的「是非觀念」、「正確」的性教育和網上道德，是否都內容充實，清晰明確，
如果藝人的聲明被指摘為「內容空洞」、「含糊其辭」，藝人的行為是「虛偽」、「是非不分」，那麼可能是同樣「空洞含糊」的政府、政黨和教育界，是否也應分擔一點以上的罪名？學生接觸的「虛偽」、「是非不分」，究竟更多是源自娛樂界的個別新聞？還是由於長期浸淫在「空洞含糊」的政治、教育脈絡？如果我們真的不願意接受空洞、含糊、虛偽，那麼對於部分網民投訴私照主角「毒害兒童」、「敗壞社會風氣」；對於一些評論指摘藝人「行徑荒唐」、「不可原諒」，批評他們令青少年「是非不分」、「缺乏道德」，是否應該要求指控者向公眾「坦誠交代」他們的指控的具體和精確的意思、指控的原因和理據？
空洞社會的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的一個最根本目標，是讓學生學會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的一個前提，是反思的能力。因此通識科討論的議題，不管是在哪一個學習範疇，最終指向的，恐怕仍然是反思我們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社會，而我們自己則究竟是怎樣的人。
因此，由藝人私照事件引伸出來的一個最根本的通識教育問題，應該是：為什麼我們這空洞含糊的社會有這麼多的「公眾」，願意投入極大的熱情和能量，去關注幾個藝人的私人生活？「公眾」都在關注些什麼？相片是「真」是「假」對我們有什麼意義？誰是第5、第6位「受害者」在處理我們些什麼欲望？當事人能否結婚或會否離婚又在體現我們的什麼情緒？我們想（或不想）看那些照片嗎？為什麼？想與「朋友」分享它們嗎？分享些什麼？沒有新的照片流傳，失望嗎？為什麼失望？失望些什麼？
如果上述的問題指向我們每個人的自身，那麼下列的問題則指向對社會的整體反思﹕幾個藝人的私人照片能激發整個社會的龐大熱情、憤怒、憂慮，令大部分人一夜間成為秩序的搗亂者、道德的仲裁者和青少年的守護人，是由於香港社會的能量過剩，還是由於精神和身體受到過度的壓抑？是反映社會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欲望旺盛？還是體現了社會的反智、個人生活的無意義和集體的苦悶（參閱Lars Svendsen與Richard Winter）？是說明了我們的社會熱愛道德？還是充滿偽善？
誰欠誰一個交代？
以這些根本的問題作指引，我們或可進一步探討﹕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可以要求「受害」的藝人向「公眾」道歉和交代，而不要求「公眾」（包括網民、傳媒）向「受害」的藝人道歉、向「受害」的藝人交代「公眾」究竟在指控什麼和為什麼作出這些指控？為什麼社會輿論會認為自拍身體和性行為就是「荒唐」？會接受公關行業成行成市，但不接受藝人以公關手法嘗試保護工作前途？可以容許網民和大眾傳媒隨便發放他人的私隱，甚至以此圖利；卻能讓報章擁有新聞的「私有」版權？可以接受還未知道事情真相時便急於下是非判斷、道德結論，但同時又鼓吹欣賞和接受多元價值？會以「賤男」、「艷福」來形容男藝人，而以「愚蠢」、「天真」來描述女藝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1935年5月，魯迅先生以趙令儀的筆名，發表了一篇〈論「人言可畏」〉的文章，談影星阮玲玉的自殺。他這樣寫道：
「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悉的人的醜聞……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卻比她正經』……化幾個銅元就發現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
魯迅先生又說，相對於強者，報章也許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採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寫於70年前的說話，是否仍然有點熟悉的感覺？如果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人言仍然可畏，在如此脈絡下以藝人私照解悶的網民、牟利的傳媒，對藝人隨便作出道德或美學審裁的「公眾」，是否欠受傷害的藝人一個交代？70年的「社會進步」——「增強了的國力」、「改善了的生活素質」、「發展了的自我」，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負責培訓教師的官員、大學，通識科的教師、學生，「社會人士」和家長，我們是否應該不再含糊其辭，認真回答這些問題？
延伸閱讀：
作者：魯迅
文章：論「人言可畏」
作者：Lars Svendsen
書名：A Philosophy of Boredom
作者：Richard Winter
書名：Still Bored in a Culture of Entertainment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8年2月25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其實，要做好教育，並不需要等待什麼機會，平凡的日常生活本就充滿了各式各樣上好的議題；相反，一些事情，儘管容易引起爭議，但倘若不成熟的公開討論將會進一步傷害他人，這樣的「教育機會」或許並不值得珍惜。如果有一天，香港社會不再出現未得當事人同意就暴力地發放他人私隱的行為，又或當個人私隱被公開後，不會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負面新聞，那麼，教育工作者也許不必再擔心以「爭議性」事件作教育材料，會進一步傷害他人。不過，既然理想的社會並未降臨，藝人私照事件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教師、家長、學生正千頭萬緒，整理一些根本的問題，供「公眾」參考，也算是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罷。
「內容空洞」、「含糊其辭」的香港社會
藝人私照事件主角回港，透過傳媒承認擁有照片和向不同人士道歉。對比其第一次的錄像發言，「公眾」的評價似乎較之前寬容，儘管還是有不滿的聲音，認為當事人仍需進一步「交代」。問題是，為什麼私人照片在未經同意下被發放上網的藝人，要向「公眾」交代，而且還不能「內容空洞」、「含糊其辭」？
指控藝人的聲明「內容空洞」、「含糊其辭」，在我們這個並不十分追求認真精確的社會，是有點奇怪的。從政府的施政報告，到政黨和立會區會參選人的政綱，到教育界的目標和課程內容，到家長的憂慮和訴求，從來都不乏語意不清、言不及義的說法。例如施政報告和特首選舉中的「進步發展觀」和「做好份工」，好像就沒有怎樣說清楚這是誰的「進步發展觀」、為誰「做好份工」，也不太深究什麼是「進步」，為什麼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才算是「好」；又例如政黨和參選人經常提出的「民主」、「自由」、「為市民服務」、「敢言實幹」，具體是指些什麼，恐怕我們也不大了了；而在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中，在未（或沒有意願）弄清楚什麼是「全球化」、「經濟」、「改革」、「中華傳統文化」、「自我」、「成長」的意思前，仍然可以要求教師和學生討論「全球化對社會的正負面影響」、「中國經濟改革在何種程度影響民生」、「中華傳統文化如何與當代相關」、「什麼人際關係能協助自我成長」等問題，是否也有點含糊？自然，還得加上「多角度思考」、「批判能力」、「探究式學習」、「學生為本」等有待澄清的教育目標；最後，「家長」的憂慮和訴求中的「是非觀念」、「正確」的性教育和網上道德，是否都內容充實，清晰明確，
如果藝人的聲明被指摘為「內容空洞」、「含糊其辭」，藝人的行為是「虛偽」、「是非不分」，那麼可能是同樣「空洞含糊」的政府、政黨和教育界，是否也應分擔一點以上的罪名？學生接觸的「虛偽」、「是非不分」，究竟更多是源自娛樂界的個別新聞？還是由於長期浸淫在「空洞含糊」的政治、教育脈絡？如果我們真的不願意接受空洞、含糊、虛偽，那麼對於部分網民投訴私照主角「毒害兒童」、「敗壞社會風氣」；對於一些評論指摘藝人「行徑荒唐」、「不可原諒」，批評他們令青少年「是非不分」、「缺乏道德」，是否應該要求指控者向公眾「坦誠交代」他們的指控的具體和精確的意思、指控的原因和理據？
空洞社會的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的一個最根本目標，是讓學生學會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的一個前提，是反思的能力。因此通識科討論的議題，不管是在哪一個學習範疇，最終指向的，恐怕仍然是反思我們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社會，而我們自己則究竟是怎樣的人。
因此，由藝人私照事件引伸出來的一個最根本的通識教育問題，應該是：為什麼我們這空洞含糊的社會有這麼多的「公眾」，願意投入極大的熱情和能量，去關注幾個藝人的私人生活？「公眾」都在關注些什麼？相片是「真」是「假」對我們有什麼意義？誰是第5、第6位「受害者」在處理我們些什麼欲望？當事人能否結婚或會否離婚又在體現我們的什麼情緒？我們想（或不想）看那些照片嗎？為什麼？想與「朋友」分享它們嗎？分享些什麼？沒有新的照片流傳，失望嗎？為什麼失望？失望些什麼？
如果上述的問題指向我們每個人的自身，那麼下列的問題則指向對社會的整體反思﹕幾個藝人的私人照片能激發整個社會的龐大熱情、憤怒、憂慮，令大部分人一夜間成為秩序的搗亂者、道德的仲裁者和青少年的守護人，是由於香港社會的能量過剩，還是由於精神和身體受到過度的壓抑？是反映社會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欲望旺盛？還是體現了社會的反智、個人生活的無意義和集體的苦悶（參閱Lars Svendsen與Richard Winter）？是說明了我們的社會熱愛道德？還是充滿偽善？
誰欠誰一個交代？
以這些根本的問題作指引，我們或可進一步探討﹕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可以要求「受害」的藝人向「公眾」道歉和交代，而不要求「公眾」（包括網民、傳媒）向「受害」的藝人道歉、向「受害」的藝人交代「公眾」究竟在指控什麼和為什麼作出這些指控？為什麼社會輿論會認為自拍身體和性行為就是「荒唐」？會接受公關行業成行成市，但不接受藝人以公關手法嘗試保護工作前途？可以容許網民和大眾傳媒隨便發放他人的私隱，甚至以此圖利；卻能讓報章擁有新聞的「私有」版權？可以接受還未知道事情真相時便急於下是非判斷、道德結論，但同時又鼓吹欣賞和接受多元價值？會以「賤男」、「艷福」來形容男藝人，而以「愚蠢」、「天真」來描述女藝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1935年5月，魯迅先生以趙令儀的筆名，發表了一篇〈論「人言可畏」〉的文章，談影星阮玲玉的自殺。他這樣寫道：
「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悉的人的醜聞……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卻比她正經』……化幾個銅元就發現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
魯迅先生又說，相對於強者，報章也許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採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寫於70年前的說話，是否仍然有點熟悉的感覺？如果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人言仍然可畏，在如此脈絡下以藝人私照解悶的網民、牟利的傳媒，對藝人隨便作出道德或美學審裁的「公眾」，是否欠受傷害的藝人一個交代？70年的「社會進步」——「增強了的國力」、「改善了的生活素質」、「發展了的自我」，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負責培訓教師的官員、大學，通識科的教師、學生，「社會人士」和家長，我們是否應該不再含糊其辭，認真回答這些問題？
延伸閱讀：
作者：魯迅
文章：論「人言可畏」
作者：Lars Svendsen
書名：A Philosophy of Boredom
作者：Richard Winter
書名：Still Bored in a Culture of Entertainment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告別「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民粹政治
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1444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 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稱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徵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一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70年代中期。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70年代的70%劇降至80、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 -- 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換句話說，不論在全球還是在香港，過去二、三十年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是十分「激進」的，而產生的兩極化效果也顯然十分「極端」。借用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 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的說法，這種發展模式，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暴力（systemic violence）。
齊澤克指出，我們日常看到和主觀感受到的暴力，只是眾多種暴力的其中一種，另外還存在着一些並不明顯的暴力，包括「系統性」的暴力，也就是經由政治和經濟系統的日常運作而產生的各種災難性後果，例如「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金融系統在「正常」（就是政府放任不規管）的狀態下，仍然會產生極端的貧富懸殊和今天金融海嘯這些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後果。齊澤克進一步指出，正是我們對這種系統性的暴力的漠視或缺乏敏感，才令舒適的都市生活成為可能。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儘管高舉放任不干預的教條，但在實際的運作中，不論是列根還是戴卓爾夫人的政府，均並非全心全意擁護自由市場。正如哈維正確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這些政府或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百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又例如布殊為了選票曾答應在愛荷華州（Ohio）設立鋼鐵關稅，或訂定有利軍事工業的政策等等。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
像積極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這類倡議式的智庫機構（advocacy tanks），主要是運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包括舉辦研討會、公共演講、主持傳媒節目等方式，尋求在公共領域上製造論爭、設定議題，例如提出簡化空洞的對立問題：政府應否「干預」？經濟是否「自由」？訂定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會否導致政府「干預」和使經濟失去「自由」？根據它們的視角所框限的「問題」，置放在公眾面前，讓社會輿論聚焦在這些有利於自由放任教條立場的議程（agenda）。此外，這些智庫除了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和出版書籍以外，還會定期發表研究報告和接受傳媒訪問，也會出版自己的雜誌、通訊和學術期刊等，甚至出版各類影音材料（特別是與宗教佈道有關的演講）。自然，還包括製作網站、舉辦籌款酒會，邀請社會上的名流精英和高官政要參與。除了在公共層面的工作以外，在相對私人的層面，這些智庫也嘗試以不同方式不斷重覆宣傳它們所信奉的觀點。例如透過入閣，接受委任成為部長、副部長等，或參加各種政府設立的諮詢或工作委員會，或不斷遊說政府要員，並透過邀請前政府官員加入智庫，與政要建立私人關係的網絡；又會替要到議會開會的官員寫政策文件，或替他們做簡報等。這樣做的原因，正如傳統基金會指出，是因為文章觀點或研究報告，並不會自動走去合適的人手裏，因此有必要做後續的工作，把這些結論直接帶到有影響力的人的手裏（“we can not just put out a studies and hope that it can get into right peoples' hand”）i。
換句話說，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紥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政府干預」），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細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五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10多20年的政策，為甚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與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甚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苦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裡？」。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 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稱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徵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一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70年代中期。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70年代的70%劇降至80、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 -- 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換句話說，不論在全球還是在香港，過去二、三十年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是十分「激進」的，而產生的兩極化效果也顯然十分「極端」。借用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 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的說法，這種發展模式，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暴力（systemic violence）。
齊澤克指出，我們日常看到和主觀感受到的暴力，只是眾多種暴力的其中一種，另外還存在着一些並不明顯的暴力，包括「系統性」的暴力，也就是經由政治和經濟系統的日常運作而產生的各種災難性後果，例如「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金融系統在「正常」（就是政府放任不規管）的狀態下，仍然會產生極端的貧富懸殊和今天金融海嘯這些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後果。齊澤克進一步指出，正是我們對這種系統性的暴力的漠視或缺乏敏感，才令舒適的都市生活成為可能。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儘管高舉放任不干預的教條，但在實際的運作中，不論是列根還是戴卓爾夫人的政府，均並非全心全意擁護自由市場。正如哈維正確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這些政府或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百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又例如布殊為了選票曾答應在愛荷華州（Ohio）設立鋼鐵關稅，或訂定有利軍事工業的政策等等。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
像積極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這類倡議式的智庫機構（advocacy tanks），主要是運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包括舉辦研討會、公共演講、主持傳媒節目等方式，尋求在公共領域上製造論爭、設定議題，例如提出簡化空洞的對立問題：政府應否「干預」？經濟是否「自由」？訂定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會否導致政府「干預」和使經濟失去「自由」？根據它們的視角所框限的「問題」，置放在公眾面前，讓社會輿論聚焦在這些有利於自由放任教條立場的議程（agenda）。此外，這些智庫除了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和出版書籍以外，還會定期發表研究報告和接受傳媒訪問，也會出版自己的雜誌、通訊和學術期刊等，甚至出版各類影音材料（特別是與宗教佈道有關的演講）。自然，還包括製作網站、舉辦籌款酒會，邀請社會上的名流精英和高官政要參與。除了在公共層面的工作以外，在相對私人的層面，這些智庫也嘗試以不同方式不斷重覆宣傳它們所信奉的觀點。例如透過入閣，接受委任成為部長、副部長等，或參加各種政府設立的諮詢或工作委員會，或不斷遊說政府要員，並透過邀請前政府官員加入智庫，與政要建立私人關係的網絡；又會替要到議會開會的官員寫政策文件，或替他們做簡報等。這樣做的原因，正如傳統基金會指出，是因為文章觀點或研究報告，並不會自動走去合適的人手裏，因此有必要做後續的工作，把這些結論直接帶到有影響力的人的手裏（“we can not just put out a studies and hope that it can get into right peoples' hand”）i。
換句話說，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紥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政府干預」），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細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五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10多20年的政策，為甚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與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甚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苦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裡？」。
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保育是發展，文化是經濟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ch/press/reports/green-discussion-articles/5
特首曾蔭權在題為《香港新方向》的二ＯＯ七至Ｏ八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三項「新的目標」，或三個堅持：首要目標是經濟發展、發展必須協調環境保護和文化保育、發展要能達至社會和諧。
而要實現這些目標，他認為必須採用「進步發展觀」，具體體現為依賴基建帶動經濟增長、以活化歷史建築為社區帶來社會及經濟效益、以助人自助理念（社會關懷文化）而非高稅收高福利方式處理貧富懸殊問題。
要落實他心目中的「進步發展觀」，他認為企業「在現今社會已不應只扮演純經濟角色，而應兼顧社會責任」，包括「環境保護、文物保育及關懷社會」。儘管他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但也承認文化生活、重視自己的文化與歷史是優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首有關發展與保育的論述框架，在傳媒的推動下，逐漸成了主流共識。例如民建聯提出的要在發展過程中「注入更多的保育元素」，以「化解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育之間的矛盾」；而民主黨儘管強調要讓公眾參與規劃城市發展，但仍然接受「平衡發展和保育」的論述。
要落實他心目中的「進步發展觀」，他認為企業「在現今社會已不應只扮演純經濟角色，而應兼顧社會責任」，包括「環境保護、文物保育及關懷社會」。儘管他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但也承認文化生活、重視自己的文化與歷史 是優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首有關發展與保育的論述框架，在傳媒的推動下，逐漸成了主流共識。例如民建聯提出的要在發展過程中「注入更多的保育元素」，以「化解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育之間的矛盾」；而民主黨儘管強調要讓公眾參與規劃城市發展，但仍然接受「平衡發展和保育」的論述。
保育和發展是否必然對立?
提出平衡發展與保育，兼顧經濟、社會和文化，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問題，但進一步分析，這種有關發展和保育的論述，建基的是把發展和保育分割並對立起來的假設，而這假設更為根本的前提，是把經濟與文化劃為兩個截然不同領域的理解。這種劃分所產生的效果，往往是把發展、保育、經濟、文化等每一項的內容收窄，而分割、對立之後所強調的平衡、兼顧，所能夠容納的，只是要狹義的經濟或發展（例如人均收入增加）、還是要狹義的文化或保育（例如保存歷史建築物）多一些的問題。對政府、商界和絕大部分政黨來說，前者自然是首要的，也就是特首所強調只能「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夠「讓市民得以享受優質的城市生活」的意思。而施政報告中以所謂「活化」的方式保育古跡，主要還是為了使歷史建築物「發揮它們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具體的作法是把歷史建築物，例如中區警署建築群、前中央書院遺址和灣仔露天市集，「活化」為「獨特的文化地標」。換句話說，「活化」也主要是一種狹義的經濟利益的考量，主要為旅遊業和高、中收入階層服務。這與美國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興起的、以經濟增長作為誘因、受到政府、商界和文化界共同支持的「活化」古跡文物保育運動 ，是一脈相承的。
因此，把發展與保育分割，或將經濟與文化劃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然後再把焦點放在平衡和兼顧，往往不利於一些重要的問題的提出，例如發展（或保育）的目標是什麼？為誰而發展（或保育）？我們需要怎樣的經濟（或文化）生活？或更根本的問題：什麼是「發展」、「經濟」？什麼是「保育」、「文化」？
如果說發展就是保育、文化同時是經濟，或保育是發展、經濟同時是文化，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會覺得不知所云。不過，要否定這種說法，也許得先要對「什麼是發展／經濟？」和「什麼是文化／保育？」有十分清晰和確定的答案。
發展=釋放潛能 + 改善生活
據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英語中的發展（development）一詞，首先出現於十七世紀，原初意思包含了與包裹和束縛相反的舒展和展開之意。另一位學者埃斯岱瓦（Gustavo Esteva）則指出，「發展」的早期用法，是指生物（動物和植物）能舒展釋放其自然（或生物學上的基因）所能容許的全部潛能，但之後被逐漸窄化為經濟增長（以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和工業發展的同義詞。
根據一般的用法，發展包含了變化（或演化）、朝良好目標進發和改進的意思，除了國民生產總值和工業增長等指標以外，晚近的討論還加入了人文發展、性別發展、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平等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等概念。而聯合國的第一個發展的十年（the First UN Development Decade 1960-1970）所提出的說法，是把發展等同增長加轉化，當中包括了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面向，核心是改進人民的生活質素。
如果發展的核心是「改進人民的生活質素」，讓人類可以釋放舒展其自然所能容許的全部潛能，那麼它就包含了保育的意思。因為要釋放潛能和改進生活質素，一些原本的優良的潛質就不能完全拋棄。放棄了根本，也就沒法釋放和舒展，例如放棄了健康的根莖，花苞也就不能舒展生長。同理，全盤推倒了舊區一些原有的良好空間設計、生活方式和人際網絡，也難以談及人民生活質素的改進，剩下的只會是粗暴的替代。換句話說，發展基本上包含了保留舊的或原有的一些優良品質，以及孕育新的或更進一步的生活質素這兩重意思。
保育的狹義理解是保存（preservation 或 conservation），但也可以包括孕育（cultivation）的含意。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要保存往往得更改既存或培育新的品質。例如在保存土壤過程中，農民往往同時需要改良土壤，以確保土質不會在常變的環境中退化，令土地更能發揮、舒展其自然的生態功能，包括為生物提供食物能量、淨化空氣和儲存生物基因，從而改善人類和其他生物的生活質素。換句話說，保育內含了變化（或演化）和改進的意思，也包括讓保育對象可以舒展和釋放其自然所能容許的全部潛能。從這角度理解，保育也就是發展。
循這一思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的「發展就是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就不難理解。他認為，我們不應局限於僅僅以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來界定發展的狹隘視野，因為經濟增長自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終極的目標。相反，實質自由的擴展，在發展過程中是極之重要的，因為這會令人們更有可能舒展和釋放潛能，幫助自己和影響世界，以改善生活。而由於自由的多樣性，把發展理解為自由的擴展，也能抗拒以單一可比的排序方式（例如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國際比較），約化發展的意涵。
消費滿載生產文化意義
同理，經濟同時是文化，或文化就是經濟，也並非玄之又玄的天方夜譚。想想以下的問題：家務是經濟活動嗎？父母養育兒女是否投資？給小孩零用錢、交通費算是信貸嗎？主婦結算家庭每月的收入和支出是會計和核數嗎？父母假期帶小孩遊玩與旅遊業的導遊又有何不同？在家做飯、縫衣是生產嗎？買菜、交水電費用是消費嗎？在家庭內發生種種事情，是經濟？還是文化？
發表一首詩是文化活動嗎？ 但組織詩人發布會或印刷詩歌，是否也要金錢、人力資源和其他物質（如場地、紙張）的投入？詩人要能寫詩，是否也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例如衣食住行）？讀者要能了解（或消費？）詩歌，是否也需要長期的培育？而培育的過程可以完全脫離各種物質的條件嗎？因此，詩的生產和消費，是文化？還是經濟？
事實上，消費並非僅僅是金錢的支出，也同時是一個充滿文化意義的過程，例如我們買了一本書，或會慢慢咀嚼，或會用來裝飾、或借給別人、或顯示身份品味、或監管兒女閱讀，無論如何，書的消費過程都會跨越一段時間，這個過程中的產品經歷了生老病死，生產出各種文化意義。同理，生產也不僅是工廠購入了原材料、工人和機器後就會自動完成，如何令工人有效率地工作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因此，要生產就得要處理或打造工作倫理。工作倫理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觀念，因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之中其實仍然是一個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要處理或規管好工人的情緒和喜惡，令工人感到工作是有意義的，才能使工作有質量和效率。如果這些文化面向處理得不好，生產過程也不會順利。因此，討論工作倫理是怎樣產生的，就是探討生產過程當中的文化意義的生產和流通。
八十、九十年代以後，我們的經濟似乎愈來愈走向「文化」（culturalized）。經濟的文化轉向包括兩個大環節，一個是知識層面上將「經濟」、「文化」等範疇理解為混雜的，或相互構成的，也就是不存在純粹獨立的「經濟」、「文化」等領域；其二是處理實質的經濟體，或如何把經濟體理解為一個由文化構成的過程或實體：由以往強調數據、統計、歷史事實的實證理解，轉向更重視經濟過程中的呈現表述、身份認同與規管調節，或意義的生產和流通。
二分法方便各取所需
從這種文化經濟學的思路重新審視近日有關香港發展與保育的討論，也許能令我們看到一些政府和商界視野以外的有趣問題。例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儘管強調他「反對以二分法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不過，在討論發展與保育時，卻仍然用二分法看待發展與保育、經濟與文化。表面看來，要求平衡發展與保育，提出兼顧經濟和文化，好像已經做到面面俱圓，能夠照顧不同利益。但截然分割發展與保育、經濟和文化，產生的效果是把分割出來的選項（發展、保育、經濟、文化）簡化，使每一選項的內容變得十分狹隘。而就算提出要「兼顧」、「平衡」這些約化了內容的選項，所得出的結果，也遠比不分割地看待這些概念狹隘。事實上，整全地看待發展、保育、經濟、文化這些概念，它們每一個所包含的意思，比將它們分割窄化後相加起來的內容，還要豐富。
二分地看待發展與保育、經濟和文化，除了方便政府、商界和政黨各取所需，任意地「平衡」和「兼顧」以外，恐怕不能幫助我們尋找一個更清晰的社會遠景，或釐清我們追求的是怎樣的生活素質，以及理解「改進」的真正意義。換句話說，問題並非是要從分割簡化了的選項當中，選擇哪一個要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問題，也不必從中決定何者為首要的目標，更沒有需要「兼顧」、「平衡」這些約化了內涵的選項，而是應整全地理解發展、保育、經濟和文化。
如果政府、商界和政黨能夠整全地理解發展、保育、經濟和文化，那麼「活化」所重的，就不應是根據單一和狹隘的現代標準來翻新舊區和古跡，或簡單而分割地注入狹義的「文化元素」（例如美食戲曲），以賺取利潤、吸引遊客和服務中、高收入階層，而是要保存或培育舊區與古蹟所曾承載的合理和良好的空間設計、生活方式和人際網絡，並在此基礎之上，更新和舒展舊區和古蹟所蘊藏的各種文化／經濟潛能，改進社會的生活素質。只有如此，討論發展和保育，才會變得有意義。
倘若發展就是保育，而經濟文化則互相建構，那麼「進步發展觀」也就等同「進步保育觀」，而首要目標既是「經濟發展」又必然同時是「文化保育」。在這整全而非分割的理解下，要提出的問題應是：我們要怎樣的發展／保育、經濟／文化？為誰而發展／保育（或改進那一些社群的生活質素）？以什麼為目標的發展／保育？用什麼方法來發展／保育？提出和回答這些問題，才是真正反對以二分法看待問題，才可能避免由政府製造出來的非此即彼思考框架，和隨之而引起的不大有建設性的政治論爭。
（原載於：《明報月刊》2007年12月號，46-49頁）
特首曾蔭權在題為《香港新方向》的二ＯＯ七至Ｏ八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三項「新的目標」，或三個堅持：首要目標是經濟發展、發展必須協調環境保護和文化保育、發展要能達至社會和諧。
而要實現這些目標，他認為必須採用「進步發展觀」，具體體現為依賴基建帶動經濟增長、以活化歷史建築為社區帶來社會及經濟效益、以助人自助理念（社會關懷文化）而非高稅收高福利方式處理貧富懸殊問題。
要落實他心目中的「進步發展觀」，他認為企業「在現今社會已不應只扮演純經濟角色，而應兼顧社會責任」，包括「環境保護、文物保育及關懷社會」。儘管他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但也承認文化生活、重視自己的文化與歷史是優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首有關發展與保育的論述框架，在傳媒的推動下，逐漸成了主流共識。例如民建聯提出的要在發展過程中「注入更多的保育元素」，以「化解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育之間的矛盾」；而民主黨儘管強調要讓公眾參與規劃城市發展，但仍然接受「平衡發展和保育」的論述。
要落實他心目中的「進步發展觀」，他認為企業「在現今社會已不應只扮演純經濟角色，而應兼顧社會責任」，包括「環境保護、文物保育及關懷社會」。儘管他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但也承認文化生活、重視自己的文化與歷史 是優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首有關發展與保育的論述框架，在傳媒的推動下，逐漸成了主流共識。例如民建聯提出的要在發展過程中「注入更多的保育元素」，以「化解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育之間的矛盾」；而民主黨儘管強調要讓公眾參與規劃城市發展，但仍然接受「平衡發展和保育」的論述。
保育和發展是否必然對立?
提出平衡發展與保育，兼顧經濟、社會和文化，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問題，但進一步分析，這種有關發展和保育的論述，建基的是把發展和保育分割並對立起來的假設，而這假設更為根本的前提，是把經濟與文化劃為兩個截然不同領域的理解。這種劃分所產生的效果，往往是把發展、保育、經濟、文化等每一項的內容收窄，而分割、對立之後所強調的平衡、兼顧，所能夠容納的，只是要狹義的經濟或發展（例如人均收入增加）、還是要狹義的文化或保育（例如保存歷史建築物）多一些的問題。對政府、商界和絕大部分政黨來說，前者自然是首要的，也就是特首所強調只能「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夠「讓市民得以享受優質的城市生活」的意思。而施政報告中以所謂「活化」的方式保育古跡，主要還是為了使歷史建築物「發揮它們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具體的作法是把歷史建築物，例如中區警署建築群、前中央書院遺址和灣仔露天市集，「活化」為「獨特的文化地標」。換句話說，「活化」也主要是一種狹義的經濟利益的考量，主要為旅遊業和高、中收入階層服務。這與美國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興起的、以經濟增長作為誘因、受到政府、商界和文化界共同支持的「活化」古跡文物保育運動 ，是一脈相承的。
因此，把發展與保育分割，或將經濟與文化劃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然後再把焦點放在平衡和兼顧，往往不利於一些重要的問題的提出，例如發展（或保育）的目標是什麼？為誰而發展（或保育）？我們需要怎樣的經濟（或文化）生活？或更根本的問題：什麼是「發展」、「經濟」？什麼是「保育」、「文化」？
如果說發展就是保育、文化同時是經濟，或保育是發展、經濟同時是文化，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會覺得不知所云。不過，要否定這種說法，也許得先要對「什麼是發展／經濟？」和「什麼是文化／保育？」有十分清晰和確定的答案。
發展=釋放潛能 + 改善生活
據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英語中的發展（development）一詞，首先出現於十七世紀，原初意思包含了與包裹和束縛相反的舒展和展開之意。另一位學者埃斯岱瓦（Gustavo Esteva）則指出，「發展」的早期用法，是指生物（動物和植物）能舒展釋放其自然（或生物學上的基因）所能容許的全部潛能，但之後被逐漸窄化為經濟增長（以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和工業發展的同義詞。
根據一般的用法，發展包含了變化（或演化）、朝良好目標進發和改進的意思，除了國民生產總值和工業增長等指標以外，晚近的討論還加入了人文發展、性別發展、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平等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等概念。而聯合國的第一個發展的十年（the First UN Development Decade 1960-1970）所提出的說法，是把發展等同增長加轉化，當中包括了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面向，核心是改進人民的生活質素。
如果發展的核心是「改進人民的生活質素」，讓人類可以釋放舒展其自然所能容許的全部潛能，那麼它就包含了保育的意思。因為要釋放潛能和改進生活質素，一些原本的優良的潛質就不能完全拋棄。放棄了根本，也就沒法釋放和舒展，例如放棄了健康的根莖，花苞也就不能舒展生長。同理，全盤推倒了舊區一些原有的良好空間設計、生活方式和人際網絡，也難以談及人民生活質素的改進，剩下的只會是粗暴的替代。換句話說，發展基本上包含了保留舊的或原有的一些優良品質，以及孕育新的或更進一步的生活質素這兩重意思。
保育的狹義理解是保存（preservation 或 conservation），但也可以包括孕育（cultivation）的含意。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要保存往往得更改既存或培育新的品質。例如在保存土壤過程中，農民往往同時需要改良土壤，以確保土質不會在常變的環境中退化，令土地更能發揮、舒展其自然的生態功能，包括為生物提供食物能量、淨化空氣和儲存生物基因，從而改善人類和其他生物的生活質素。換句話說，保育內含了變化（或演化）和改進的意思，也包括讓保育對象可以舒展和釋放其自然所能容許的全部潛能。從這角度理解，保育也就是發展。
循這一思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的「發展就是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就不難理解。他認為，我們不應局限於僅僅以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來界定發展的狹隘視野，因為經濟增長自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終極的目標。相反，實質自由的擴展，在發展過程中是極之重要的，因為這會令人們更有可能舒展和釋放潛能，幫助自己和影響世界，以改善生活。而由於自由的多樣性，把發展理解為自由的擴展，也能抗拒以單一可比的排序方式（例如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國際比較），約化發展的意涵。
消費滿載生產文化意義
同理，經濟同時是文化，或文化就是經濟，也並非玄之又玄的天方夜譚。想想以下的問題：家務是經濟活動嗎？父母養育兒女是否投資？給小孩零用錢、交通費算是信貸嗎？主婦結算家庭每月的收入和支出是會計和核數嗎？父母假期帶小孩遊玩與旅遊業的導遊又有何不同？在家做飯、縫衣是生產嗎？買菜、交水電費用是消費嗎？在家庭內發生種種事情，是經濟？還是文化？
發表一首詩是文化活動嗎？ 但組織詩人發布會或印刷詩歌，是否也要金錢、人力資源和其他物質（如場地、紙張）的投入？詩人要能寫詩，是否也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例如衣食住行）？讀者要能了解（或消費？）詩歌，是否也需要長期的培育？而培育的過程可以完全脫離各種物質的條件嗎？因此，詩的生產和消費，是文化？還是經濟？
事實上，消費並非僅僅是金錢的支出，也同時是一個充滿文化意義的過程，例如我們買了一本書，或會慢慢咀嚼，或會用來裝飾、或借給別人、或顯示身份品味、或監管兒女閱讀，無論如何，書的消費過程都會跨越一段時間，這個過程中的產品經歷了生老病死，生產出各種文化意義。同理，生產也不僅是工廠購入了原材料、工人和機器後就會自動完成，如何令工人有效率地工作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因此，要生產就得要處理或打造工作倫理。工作倫理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觀念，因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之中其實仍然是一個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要處理或規管好工人的情緒和喜惡，令工人感到工作是有意義的，才能使工作有質量和效率。如果這些文化面向處理得不好，生產過程也不會順利。因此，討論工作倫理是怎樣產生的，就是探討生產過程當中的文化意義的生產和流通。
八十、九十年代以後，我們的經濟似乎愈來愈走向「文化」（culturalized）。經濟的文化轉向包括兩個大環節，一個是知識層面上將「經濟」、「文化」等範疇理解為混雜的，或相互構成的，也就是不存在純粹獨立的「經濟」、「文化」等領域；其二是處理實質的經濟體，或如何把經濟體理解為一個由文化構成的過程或實體：由以往強調數據、統計、歷史事實的實證理解，轉向更重視經濟過程中的呈現表述、身份認同與規管調節，或意義的生產和流通。
二分法方便各取所需
從這種文化經濟學的思路重新審視近日有關香港發展與保育的討論，也許能令我們看到一些政府和商界視野以外的有趣問題。例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儘管強調他「反對以二分法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不過，在討論發展與保育時，卻仍然用二分法看待發展與保育、經濟與文化。表面看來，要求平衡發展與保育，提出兼顧經濟和文化，好像已經做到面面俱圓，能夠照顧不同利益。但截然分割發展與保育、經濟和文化，產生的效果是把分割出來的選項（發展、保育、經濟、文化）簡化，使每一選項的內容變得十分狹隘。而就算提出要「兼顧」、「平衡」這些約化了內容的選項，所得出的結果，也遠比不分割地看待這些概念狹隘。事實上，整全地看待發展、保育、經濟、文化這些概念，它們每一個所包含的意思，比將它們分割窄化後相加起來的內容，還要豐富。
二分地看待發展與保育、經濟和文化，除了方便政府、商界和政黨各取所需，任意地「平衡」和「兼顧」以外，恐怕不能幫助我們尋找一個更清晰的社會遠景，或釐清我們追求的是怎樣的生活素質，以及理解「改進」的真正意義。換句話說，問題並非是要從分割簡化了的選項當中，選擇哪一個要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問題，也不必從中決定何者為首要的目標，更沒有需要「兼顧」、「平衡」這些約化了內涵的選項，而是應整全地理解發展、保育、經濟和文化。
如果政府、商界和政黨能夠整全地理解發展、保育、經濟和文化，那麼「活化」所重的，就不應是根據單一和狹隘的現代標準來翻新舊區和古跡，或簡單而分割地注入狹義的「文化元素」（例如美食戲曲），以賺取利潤、吸引遊客和服務中、高收入階層，而是要保存或培育舊區與古蹟所曾承載的合理和良好的空間設計、生活方式和人際網絡，並在此基礎之上，更新和舒展舊區和古蹟所蘊藏的各種文化／經濟潛能，改進社會的生活素質。只有如此，討論發展和保育，才會變得有意義。
倘若發展就是保育，而經濟文化則互相建構，那麼「進步發展觀」也就等同「進步保育觀」，而首要目標既是「經濟發展」又必然同時是「文化保育」。在這整全而非分割的理解下，要提出的問題應是：我們要怎樣的發展／保育、經濟／文化？為誰而發展／保育（或改進那一些社群的生活質素）？以什麼為目標的發展／保育？用什麼方法來發展／保育？提出和回答這些問題，才是真正反對以二分法看待問題，才可能避免由政府製造出來的非此即彼思考框架，和隨之而引起的不大有建設性的政治論爭。
（原載於：《明報月刊》2007年12月號，46-49頁）
社會企業還是社會企業化？（2008年5月）
網上出處@香港基督徒學會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http://www.hkcidata.org/database/sze/109/sze109-3.html#article
儘管近日才成為政府扶貧政策的其中一個焦點，但社會企業其實並非新生事物。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是指一種嘗試把生產、貿易、提供服務和財務等經濟考慮與特定的社會目標連結起來的組織。社會企業可以包括多種形式：以企業賺取的利潤，資助達成種種社會目標，例如以利潤支持教育事業或贈醫施藥；或在營運的方式中，加入各類社會目標，例如在營運過程中強調環保的手段，或在收入分配安排中重視平等和公義的目標。
然而，香港有關社會企業的討論，卻多只集中於引進被單一化了的企業運作形式，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視社會企業為一種狹義的扶貧方式。因此，由政府推動、商界響應的社會企業扶貧計劃，泰半強調商界的角色，希望借助商界的企業營運經驗，發展出能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的社會企業。
扶貧的文化經濟學
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自然是一種有別於只求賺取利潤的社會目標，但僅僅提供就業機會，是否真正能產生扶貧的作用，還得看企業的具體運作和收入分配方式。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由私人企業主辦的社會企業，只以極低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條件增聘「弱勢社群」成員，那麼，儘管可能把他們拉出綜援網，但卻未必能夠改善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下，發展單以增加「弱勢社群」就業為目標的社會企業，恐怕無法達致扶貧的最終目標。
扶貧不等於提高貧困社群的收入，也不能約化成只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歸根結底，貧困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之下一種相對不如意的生活狀態，是處於難以提升物質和精神生活素質的困局之中。在現代的消費社會當中，這種低生活質素的生存狀況和困局，自然與缺乏消費手段（means of consumption），也就是缺乏金錢收入有關，但同時也與社會的文化氛圍、都市設計和政治經濟結構緊扣。如果社會的文化氛圍並不歧視低物質消費的社群，也不對依靠綜援維生的家庭存有偏見；如果城市的設計不為短視和單一的地產發展商主導，使不用收費的都市（娛樂、運動、休憩）空間（free space）和令人舒服的自然環境日益萎縮；如果政治制度開放民主、經濟結構減少壟斷，貧富差距沒有日益擴大；低收入人士能享用的社會和文化資源也不致日漸減少，那麼，「貧窮」自然會自動消失。循著這角度思考，「扶貧」要做的，應是針對製造「貧窮」的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而非僅僅為低收入社群提供就業機會。
因此，社會企業除了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崗位之外，還得保證這些工作崗位真的能令他們得益。為此，社會企業的具體操作和收入分配安排，便不是無關痛癢的事情。
歐洲的經驗
歐洲的一個研究網絡（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提出的社會企業標準，包括經濟上的自立和可持續發展，也包含使特定社群／區受益的社會目標。在運作方面，需要強調民主的決策和各持分者的積極參與，而非建基於資本的擁有權；而在收入分配方面，社會企業不鼓勵員工完全瓜分利潤，也不容許收入分配過於不均，而是像合作社一樣，把企業賺取的利潤，用於投入擴大再生產或資助企業預定的社會目標。1
學者Roger Spear與Eric Bidet在他們為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提交的一份有關歐洲十二個國家的社會企業研究報告中，指出歐洲近年的各種社會企業，從服務對象、目標、組織結構、管理方式、資金來源，到與企業外部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的關係，都十分多樣化。例如有社會企業以扶貧為目標，以低收入和缺乏資源的社群作為主要的服務對象，但也有社會企業以保育自然生態為目標，以生態環境作為主要的服務對象；又例如有社會企業以合作社的組織結構管理營運，也有別的社會企業以協會或社區組織以至庇護工場的方式經營運作。不少強調商業面向的社會企業，確實可以從市場上獲得大部分資金，但另一些更重視盈利以外其他目標的社會企業，它們的成功往往依賴政府或社會長期的捐助和補貼（例如比利時和愛爾蘭一半以上的社會企業資金是來自公共的補助、捐款或義務工作）。2
與歐洲比較，香港對社會企業的討論，顯然十分狹隘甚至單一。在題為《香港新方向》的2007至08年度施政報告中，特首是這樣表述社會企業的：「企業要履行社會責任，商界與專業人士應該積極並義務參與各類慈善公益活動，包括推動社會企業發展。……香港要建立新的關懷文化，我們需要培養更多社會企業家，通過企業家的思維，利用商業策略達至社會目標。」換句話說，社會企業是一種體現「商界與專業人士」的「慈善公益活動」，是透過「商業策略」以「達至社會目標」，而非透過重新訂定社會的根本目標，以改造商業環境和策略。
財政司司長在2008至0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及社會企業時，也沒有觸及其多元的服務對象、目標、組織結構、管理方式、資金來源等問題，只單一地關注如何「提升社會企業的競爭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扶貧委員會與中央政策組於2006年4月6日合辦了一個「社會企業會議」，會議的官方網站明確指出，政府推廣社會企業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協助失業人士『從受助到自強』。社會企業能為競爭力稍遜的人士提供一個真實的工作環境，並為他們投入公開勞工市場作出準備。」3 暫不論為甚麼「失業人士」就一定等同「競爭力稍遜」；也不討論對「失業」的主婦來說，家庭是否「一個真實的工作環境」；把社會企業的目的局限於為失業者「投入公開勞工市場作出準備」，這種對社會企業的理解，明顯是十分狹隘和單一的。
事實上，社會企業中的「社會」目標、服務對象、組織者／網絡，不僅只是「扶貧」和協助失業者就業，而可以同時包括改善自然生態和社會環境，讓不同社群都能夠更自由、愉快和有尊嚴地生活；而社會企業中的「企業」方法，也並非只剩下單一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的操作和狹隘的競爭方式，而是包含各類大、中企業以至小商販多元的競爭與合作所創造的成功模式。
社會企業vs社會企業化
流行於社會福利界團體的一種社會企業論述，主要強調必須改造機構的運作方式，加強以企業經營和問責的方式去管理，才能夠提高社福團體運作的效率和服務的成效。這種論述，隱含了一項假設：社福團體與企業的經營和問責方式均是單一的，且兩者不盡相同，而後者的效率和成效較前者優勝。不過，大部分有關加強企業經營和問責方式的討論，似乎都未能很好地說明所謂企業的經營和問責方式具體所指的是甚麼，以及為甚麼會比社福團體以往的經營和問責方式有效。
如果企業的經營和問責方式所指的僅僅是管理主義式的文山會海，不斷要求員工填寫各種形式化的報告，開設各類品質保證委員會，那麼，是否真的能改善社福團體的營運效率，恐怕還有待證明。事實上，相信不少在現實社會中的成功企業，都很少會採用這種浪費時間、毫無效率的管理主義經營方式。如果企業的經營和問責方式所指的是一些過去社福團體可能忽略了的運作原則──例如沒有計算大量義工所投入的時間和心力，因而低估了一些營運的成本；又例如由於依賴大量沒有強大約束力的義務勞動，因此遲到、早退、缺席的情況可能比私人企業嚴重；再例如社福團體的服務多帶點由上而下的慈善性質，服務對象也沒法像市場上的消費者或民主政制般要求服務提供者問責，再加上服務提供者並不重視有系統而認真的「市場調查」，以了解服務對象所需，造成社福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往往並不一定是街坊的真正需要，或不一定能解決他們最迫切的問題──那麼，在社福團體中注入一些非管理主義的良性企業營運方式，應該能夠稍為改善運作效率和工作成效。
不過，儘管引入企業營運方式可能有助改善效率，但倘若所選擇的企業營運方式，並沒有考慮社會企業員工的工作條件和收入水平是否合理，也不配合社會企業的特定目標，那麼，這種「社會企業」很可能只是把一種狹隘的企業文化推廣至各社會面向（enterprising the social），而非以達致特定的社會目標（如改善弱勢社群生活）為前提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結語
政府的扶貧委員會於2005年發表的《「從受助到自強」──社會企業的發展》討論文件提出：「社會企業採用的業務方式，有助逐步改變弱勢社群的心態，而且能加強他們面對挑戰及逆境的能力，使他們最終能自力更生。」4 這種說法，假設了「弱勢社群」之所以不能夠「自力更生」，源於他們的「心態」。這樣的假設，自然容易推論出需要引進能夠「面對挑戰及逆境」的「企業文化」，以改造社群；這也是為甚麼政府對社會企業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停留於把社會企業化（enterprising the social）。然而，如果「弱勢社群」之所以不能夠「自力更生」，更多是由政府政策和社會環境所造成的──例如不容許失業人士自食其力的消滅小販政策，或不利傷健人士自由活動的建築環境，或擠壓小商鋪創業的高地價和地產壟斷經濟體系──那麼，需要改造的，恐怕並非是「弱勢社群」，而是我們的社會環境、公共政策，以至政府和商界的「心態」。
注釋：
Social enterprise.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rch 7, 2008,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enterprise
Spear, R. & Bidet, E. (2003) “The Role of Social Enterprise in European Labour Markets”,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03/10, Liege: EME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 Retrieved March 7, 2008, from http://www.emes.net/fileadmin/emes/PDF_files/ELEXIES/ELEXIES_WP_03-10_Transversal_ENG.pdf
社會企業簡介。社會企業會議官方網站。香港：扶貧委員會及中央政策組。2008年3月7日，取自：http://www.seconference.gov.hk/intro_se_big5.html。
《「從受助到自強」──社會企業的發展》討論文件（2005）。香港：扶貧委員會。2008年3月7日，取自：http://www.cop.gov.hk/b5/pdf/CoP%2022.2005(c).pdf。
儘管近日才成為政府扶貧政策的其中一個焦點，但社會企業其實並非新生事物。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是指一種嘗試把生產、貿易、提供服務和財務等經濟考慮與特定的社會目標連結起來的組織。社會企業可以包括多種形式：以企業賺取的利潤，資助達成種種社會目標，例如以利潤支持教育事業或贈醫施藥；或在營運的方式中，加入各類社會目標，例如在營運過程中強調環保的手段，或在收入分配安排中重視平等和公義的目標。
然而，香港有關社會企業的討論，卻多只集中於引進被單一化了的企業運作形式，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視社會企業為一種狹義的扶貧方式。因此，由政府推動、商界響應的社會企業扶貧計劃，泰半強調商界的角色，希望借助商界的企業營運經驗，發展出能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的社會企業。
扶貧的文化經濟學
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自然是一種有別於只求賺取利潤的社會目標，但僅僅提供就業機會，是否真正能產生扶貧的作用，還得看企業的具體運作和收入分配方式。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由私人企業主辦的社會企業，只以極低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條件增聘「弱勢社群」成員，那麼，儘管可能把他們拉出綜援網，但卻未必能夠改善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下，發展單以增加「弱勢社群」就業為目標的社會企業，恐怕無法達致扶貧的最終目標。
扶貧不等於提高貧困社群的收入，也不能約化成只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歸根結底，貧困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之下一種相對不如意的生活狀態，是處於難以提升物質和精神生活素質的困局之中。在現代的消費社會當中，這種低生活質素的生存狀況和困局，自然與缺乏消費手段（means of consumption），也就是缺乏金錢收入有關，但同時也與社會的文化氛圍、都市設計和政治經濟結構緊扣。如果社會的文化氛圍並不歧視低物質消費的社群，也不對依靠綜援維生的家庭存有偏見；如果城市的設計不為短視和單一的地產發展商主導，使不用收費的都市（娛樂、運動、休憩）空間（free space）和令人舒服的自然環境日益萎縮；如果政治制度開放民主、經濟結構減少壟斷，貧富差距沒有日益擴大；低收入人士能享用的社會和文化資源也不致日漸減少，那麼，「貧窮」自然會自動消失。循著這角度思考，「扶貧」要做的，應是針對製造「貧窮」的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而非僅僅為低收入社群提供就業機會。
因此，社會企業除了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崗位之外，還得保證這些工作崗位真的能令他們得益。為此，社會企業的具體操作和收入分配安排，便不是無關痛癢的事情。
歐洲的經驗
歐洲的一個研究網絡（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提出的社會企業標準，包括經濟上的自立和可持續發展，也包含使特定社群／區受益的社會目標。在運作方面，需要強調民主的決策和各持分者的積極參與，而非建基於資本的擁有權；而在收入分配方面，社會企業不鼓勵員工完全瓜分利潤，也不容許收入分配過於不均，而是像合作社一樣，把企業賺取的利潤，用於投入擴大再生產或資助企業預定的社會目標。1
學者Roger Spear與Eric Bidet在他們為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提交的一份有關歐洲十二個國家的社會企業研究報告中，指出歐洲近年的各種社會企業，從服務對象、目標、組織結構、管理方式、資金來源，到與企業外部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的關係，都十分多樣化。例如有社會企業以扶貧為目標，以低收入和缺乏資源的社群作為主要的服務對象，但也有社會企業以保育自然生態為目標，以生態環境作為主要的服務對象；又例如有社會企業以合作社的組織結構管理營運，也有別的社會企業以協會或社區組織以至庇護工場的方式經營運作。不少強調商業面向的社會企業，確實可以從市場上獲得大部分資金，但另一些更重視盈利以外其他目標的社會企業，它們的成功往往依賴政府或社會長期的捐助和補貼（例如比利時和愛爾蘭一半以上的社會企業資金是來自公共的補助、捐款或義務工作）。2
與歐洲比較，香港對社會企業的討論，顯然十分狹隘甚至單一。在題為《香港新方向》的2007至08年度施政報告中，特首是這樣表述社會企業的：「企業要履行社會責任，商界與專業人士應該積極並義務參與各類慈善公益活動，包括推動社會企業發展。……香港要建立新的關懷文化，我們需要培養更多社會企業家，通過企業家的思維，利用商業策略達至社會目標。」換句話說，社會企業是一種體現「商界與專業人士」的「慈善公益活動」，是透過「商業策略」以「達至社會目標」，而非透過重新訂定社會的根本目標，以改造商業環境和策略。
財政司司長在2008至0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及社會企業時，也沒有觸及其多元的服務對象、目標、組織結構、管理方式、資金來源等問題，只單一地關注如何「提升社會企業的競爭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扶貧委員會與中央政策組於2006年4月6日合辦了一個「社會企業會議」，會議的官方網站明確指出，政府推廣社會企業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協助失業人士『從受助到自強』。社會企業能為競爭力稍遜的人士提供一個真實的工作環境，並為他們投入公開勞工市場作出準備。」3 暫不論為甚麼「失業人士」就一定等同「競爭力稍遜」；也不討論對「失業」的主婦來說，家庭是否「一個真實的工作環境」；把社會企業的目的局限於為失業者「投入公開勞工市場作出準備」，這種對社會企業的理解，明顯是十分狹隘和單一的。
事實上，社會企業中的「社會」目標、服務對象、組織者／網絡，不僅只是「扶貧」和協助失業者就業，而可以同時包括改善自然生態和社會環境，讓不同社群都能夠更自由、愉快和有尊嚴地生活；而社會企業中的「企業」方法，也並非只剩下單一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的操作和狹隘的競爭方式，而是包含各類大、中企業以至小商販多元的競爭與合作所創造的成功模式。
社會企業vs社會企業化
流行於社會福利界團體的一種社會企業論述，主要強調必須改造機構的運作方式，加強以企業經營和問責的方式去管理，才能夠提高社福團體運作的效率和服務的成效。這種論述，隱含了一項假設：社福團體與企業的經營和問責方式均是單一的，且兩者不盡相同，而後者的效率和成效較前者優勝。不過，大部分有關加強企業經營和問責方式的討論，似乎都未能很好地說明所謂企業的經營和問責方式具體所指的是甚麼，以及為甚麼會比社福團體以往的經營和問責方式有效。
如果企業的經營和問責方式所指的僅僅是管理主義式的文山會海，不斷要求員工填寫各種形式化的報告，開設各類品質保證委員會，那麼，是否真的能改善社福團體的營運效率，恐怕還有待證明。事實上，相信不少在現實社會中的成功企業，都很少會採用這種浪費時間、毫無效率的管理主義經營方式。如果企業的經營和問責方式所指的是一些過去社福團體可能忽略了的運作原則──例如沒有計算大量義工所投入的時間和心力，因而低估了一些營運的成本；又例如由於依賴大量沒有強大約束力的義務勞動，因此遲到、早退、缺席的情況可能比私人企業嚴重；再例如社福團體的服務多帶點由上而下的慈善性質，服務對象也沒法像市場上的消費者或民主政制般要求服務提供者問責，再加上服務提供者並不重視有系統而認真的「市場調查」，以了解服務對象所需，造成社福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往往並不一定是街坊的真正需要，或不一定能解決他們最迫切的問題──那麼，在社福團體中注入一些非管理主義的良性企業營運方式，應該能夠稍為改善運作效率和工作成效。
不過，儘管引入企業營運方式可能有助改善效率，但倘若所選擇的企業營運方式，並沒有考慮社會企業員工的工作條件和收入水平是否合理，也不配合社會企業的特定目標，那麼，這種「社會企業」很可能只是把一種狹隘的企業文化推廣至各社會面向（enterprising the social），而非以達致特定的社會目標（如改善弱勢社群生活）為前提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結語
政府的扶貧委員會於2005年發表的《「從受助到自強」──社會企業的發展》討論文件提出：「社會企業採用的業務方式，有助逐步改變弱勢社群的心態，而且能加強他們面對挑戰及逆境的能力，使他們最終能自力更生。」4 這種說法，假設了「弱勢社群」之所以不能夠「自力更生」，源於他們的「心態」。這樣的假設，自然容易推論出需要引進能夠「面對挑戰及逆境」的「企業文化」，以改造社群；這也是為甚麼政府對社會企業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停留於把社會企業化（enterprising the social）。然而，如果「弱勢社群」之所以不能夠「自力更生」，更多是由政府政策和社會環境所造成的──例如不容許失業人士自食其力的消滅小販政策，或不利傷健人士自由活動的建築環境，或擠壓小商鋪創業的高地價和地產壟斷經濟體系──那麼，需要改造的，恐怕並非是「弱勢社群」，而是我們的社會環境、公共政策，以至政府和商界的「心態」。
注釋：
Social enterprise.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March 7, 2008,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enterprise
Spear, R. & Bidet, E. (2003) “The Role of Social Enterprise in European Labour Markets”,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03/10, Liege: EME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 Retrieved March 7, 2008, from http://www.emes.net/fileadmin/emes/PDF_files/ELEXIES/ELEXIES_WP_03-10_Transversal_ENG.pdf
社會企業簡介。社會企業會議官方網站。香港：扶貧委員會及中央政策組。2008年3月7日，取自：http://www.seconference.gov.hk/intro_se_big5.html。
《「從受助到自強」──社會企業的發展》討論文件（2005）。香港：扶貧委員會。2008年3月7日，取自：http://www.cop.gov.hk/b5/pdf/CoP%2022.2005(c).pdf。
許寶強：自由主義危機民粹主義興起（2005年05月23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33365
曾聽過這樣一種說法： 「不用擔心你的負面新聞上了報章頭條，因為隔兩三天便沒有人會再談論『過去的新聞』。」
是的，香港的文化社會環境並不鼓勵深入探討問題，只能孕育短暫的記憶。遠的不用說，近如前年的SARS和七一、去年底的紅灣半島和領匯事件等，它們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今天已沒有多少人會繼續反思。這確是很可惜和應改變的。
隨着樓價上升，香港財赤和失業問題確實稍為緩和，經濟增長也紓減了民間的不滿。不過，SARS、七一、紅灣和領匯所反映出來的根本問題，仍然未被觸及，更遑論解決。
過去兩年香港陷入的困局，揭示出被認為是香港社會最主要特徵的自由主義(如果真的曾存在的話)，其實極為脆弱。在政治和經濟危機面前，自由主義從理念以至實踐都顯得蒼白無力。這情况與二次大戰期間歐洲不少地方的自由主義衰落有點類同。
自啟蒙時代開始，自由主義逐漸成為主宰歐洲的思想。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前提的個人主義思想、強調三權分立的民主代議政制和鼓吹自由貿易的經濟體系。不過，到了19世紀末，自由主義在歐洲陷入了危機，並在20世紀二次大戰期間衰落，為各種形式的國家介入所取代。
源自民主代議政制局限
正如英國社會史學者Eric Hobsbawm在其《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指出，1920年蘇聯以西的歐洲基本上都採用民主代議政制，但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民主代議政制表現的政治自由主義在全球的範圍內潰敗，而推翻和取代政治自由主義的，並非左翼社會主義，而是來自包括保守的天主教勢力和法西斯/納粹在內的右派力量。
Hobabawm認為，政治自由主義在20世紀初的衰亡，主要源自民主代議政制本身的局限。他指出，民主代議政制建基於四個條件，包括：
●民眾對民主的根深蒂固的共識；
●選民間相容妥協的可能性；
●富裕繁榮的經濟環境，以及
●不用政府太多的管治。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歐洲，經濟衰退，人民對政府有效管治以解決失業等問題的期望日增，階級矛盾日益嚴重甚至難以調和，不少國家都欠缺根深蒂固的民主經驗，換句話說，當時歐洲缺乏的正是這四個條件，因此最終導致政治自由主義的衰亡。
伴隨政治自由主義衰亡的，還包括個人主義和自由經濟。正如Karl Polanyi在1935的〈The Essence of Fascism〉指出，二次大戰其間興起的法西斯主義，思想核心正是反對個人主義，因此視接受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自由主義和以「自由人的聯合體」為理想的社會/共產主義作為其敵人。法西斯在歐洲的成功，反映了反對個人主義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中獲得了良好的生長土壤：包括自19世紀末開始對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動、各種反精英和訴諸群眾的民粹主義的興起等等。再加上經濟衰退和失業劇增，使強調個人自由和平等的論調在危機面前逐漸失去市場，同時也令自由不干預的經濟思想漸被遺棄，讓位於強調國家干預的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以致後期建基於凱思斯主義的美國新政(NewDeal)。
政治自由主義4 條件 當代香港不存在
回到21世紀的香港。SARS、七一、紅灣和領匯暴露了與30年代歐洲自由主義衰落的類似徵狀。政治方面，Hobsbawm所說的政治自由主義四個條件，在當代香港並不存在：●首先，香港欠缺根深蒂固的民主經驗；●其次，香港的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不同階級、社群之間似乎也愈來愈難以尋求共識；●再者，人民對政府的「積極管治」的期望也日漸增長，希望能有效解決失業、貧窮、經濟轉型等問題；●最後，儘管這一兩年的經濟好轉，但大部分低收入人士沒有受惠，而經濟增長源頭主要來自CEPA及自由行的帶動和樓價增長的財富效應，這些短期刺激經濟的措施，沒有根本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令香港經濟成功轉型，相反，以投資(投機？)主導的樓市很可能會重蹈98年泡沫爆破的覆轍。
在領匯的爭論中，也許是由於不具備這些條件，政治自由主義所依賴的法制和代議制度，並沒有獲得多少人貫徹的支持──特別在政治和經濟不太順景的時候。相反，不少民粹式的回應更將矛頭指向法律制度和代議政制，例如攻擊民選政客利用法律「阻人發達」，以及支持法律要遷就政治經濟目的(如要求縮短上訴期限讓領匯能盡快上市)等等。大多數市民並不怎樣在意人大第三次釋法，也能說明類似的問題。
在經濟方面，98年以後連續數年的衰退，使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例如「積極不干預」)失去市場，愈來愈少人相信單靠市場力量能改善失業狀况。近年漸佔主導的是要求政府(中央和特區)積極介入推動經濟的呼聲，結果是中藥港、數碼港以至西九龍等政府強力干預的經濟項目並沒有受到多少自由主義的批評，也不聽見自由主義聲音反對政府不斷開闢臨時職位。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如果不是名存實亡，也只會被有選擇性地引用，例如反對最低工資。
沒堅實強調平等民主傳統
香港也沒有堅實的強調平等、民主的個人主義傳統，雖然我們確實存在經傳媒影響、崇尚物質消費的個人主義。近日基督教會組織發動的反對就歧視同性戀立法，也許反映了本地社會缺乏對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的堅持，也不存能令堅持己見、特立獨行者容易生活的友善和包容的環境。事實上，在香港，要在社會、工作崗位、學校和家庭等社群中堅持己見並不容易，有時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經濟富裕繁榮的年代，儘管缺乏這些孕育自由主義的土壤，自由主義的措辭和教條還有一定的生存甚至成為主導的空間，但在經濟不景的時期，或 Hobsbawm所謂的「極端的年代」，自由主義將很容易陷入危機。21世紀的香港，由於缺乏(甚至抗拒)社會民主和共產主義的傳統，也不存在普遍和堅實的宗教信仰，能取代自由主義的，似乎並沒有太多的選擇。在貧富差距日增、政治管治失效、壟斷愈益嚴重的社會脈絡下，訴諸群眾、抗拒精英、缺乏核心價值觀、反智、以實用或犬儒態度回應危機的民粹主義，很可能會成為新的主宰。
伸延閱讀：1 . Hobsbawm, Eric (1996) : "The Fallof Liberalis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pp. 109-141.2 . Polanyi, Karl (1935) : "The Essence of Fascia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Gollanez.
曾聽過這樣一種說法： 「不用擔心你的負面新聞上了報章頭條，因為隔兩三天便沒有人會再談論『過去的新聞』。」
是的，香港的文化社會環境並不鼓勵深入探討問題，只能孕育短暫的記憶。遠的不用說，近如前年的SARS和七一、去年底的紅灣半島和領匯事件等，它們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今天已沒有多少人會繼續反思。這確是很可惜和應改變的。
隨着樓價上升，香港財赤和失業問題確實稍為緩和，經濟增長也紓減了民間的不滿。不過，SARS、七一、紅灣和領匯所反映出來的根本問題，仍然未被觸及，更遑論解決。
過去兩年香港陷入的困局，揭示出被認為是香港社會最主要特徵的自由主義(如果真的曾存在的話)，其實極為脆弱。在政治和經濟危機面前，自由主義從理念以至實踐都顯得蒼白無力。這情况與二次大戰期間歐洲不少地方的自由主義衰落有點類同。
自啟蒙時代開始，自由主義逐漸成為主宰歐洲的思想。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前提的個人主義思想、強調三權分立的民主代議政制和鼓吹自由貿易的經濟體系。不過，到了19世紀末，自由主義在歐洲陷入了危機，並在20世紀二次大戰期間衰落，為各種形式的國家介入所取代。
源自民主代議政制局限
正如英國社會史學者Eric Hobsbawm在其《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指出，1920年蘇聯以西的歐洲基本上都採用民主代議政制，但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民主代議政制表現的政治自由主義在全球的範圍內潰敗，而推翻和取代政治自由主義的，並非左翼社會主義，而是來自包括保守的天主教勢力和法西斯/納粹在內的右派力量。
Hobabawm認為，政治自由主義在20世紀初的衰亡，主要源自民主代議政制本身的局限。他指出，民主代議政制建基於四個條件，包括：
●民眾對民主的根深蒂固的共識；
●選民間相容妥協的可能性；
●富裕繁榮的經濟環境，以及
●不用政府太多的管治。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歐洲，經濟衰退，人民對政府有效管治以解決失業等問題的期望日增，階級矛盾日益嚴重甚至難以調和，不少國家都欠缺根深蒂固的民主經驗，換句話說，當時歐洲缺乏的正是這四個條件，因此最終導致政治自由主義的衰亡。
伴隨政治自由主義衰亡的，還包括個人主義和自由經濟。正如Karl Polanyi在1935的〈The Essence of Fascism〉指出，二次大戰其間興起的法西斯主義，思想核心正是反對個人主義，因此視接受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自由主義和以「自由人的聯合體」為理想的社會/共產主義作為其敵人。法西斯在歐洲的成功，反映了反對個人主義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中獲得了良好的生長土壤：包括自19世紀末開始對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動、各種反精英和訴諸群眾的民粹主義的興起等等。再加上經濟衰退和失業劇增，使強調個人自由和平等的論調在危機面前逐漸失去市場，同時也令自由不干預的經濟思想漸被遺棄，讓位於強調國家干預的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以致後期建基於凱思斯主義的美國新政(NewDeal)。
政治自由主義4 條件 當代香港不存在
回到21世紀的香港。SARS、七一、紅灣和領匯暴露了與30年代歐洲自由主義衰落的類似徵狀。政治方面，Hobsbawm所說的政治自由主義四個條件，在當代香港並不存在：●首先，香港欠缺根深蒂固的民主經驗；●其次，香港的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不同階級、社群之間似乎也愈來愈難以尋求共識；●再者，人民對政府的「積極管治」的期望也日漸增長，希望能有效解決失業、貧窮、經濟轉型等問題；●最後，儘管這一兩年的經濟好轉，但大部分低收入人士沒有受惠，而經濟增長源頭主要來自CEPA及自由行的帶動和樓價增長的財富效應，這些短期刺激經濟的措施，沒有根本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令香港經濟成功轉型，相反，以投資(投機？)主導的樓市很可能會重蹈98年泡沫爆破的覆轍。
在領匯的爭論中，也許是由於不具備這些條件，政治自由主義所依賴的法制和代議制度，並沒有獲得多少人貫徹的支持──特別在政治和經濟不太順景的時候。相反，不少民粹式的回應更將矛頭指向法律制度和代議政制，例如攻擊民選政客利用法律「阻人發達」，以及支持法律要遷就政治經濟目的(如要求縮短上訴期限讓領匯能盡快上市)等等。大多數市民並不怎樣在意人大第三次釋法，也能說明類似的問題。
在經濟方面，98年以後連續數年的衰退，使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例如「積極不干預」)失去市場，愈來愈少人相信單靠市場力量能改善失業狀况。近年漸佔主導的是要求政府(中央和特區)積極介入推動經濟的呼聲，結果是中藥港、數碼港以至西九龍等政府強力干預的經濟項目並沒有受到多少自由主義的批評，也不聽見自由主義聲音反對政府不斷開闢臨時職位。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如果不是名存實亡，也只會被有選擇性地引用，例如反對最低工資。
沒堅實強調平等民主傳統
香港也沒有堅實的強調平等、民主的個人主義傳統，雖然我們確實存在經傳媒影響、崇尚物質消費的個人主義。近日基督教會組織發動的反對就歧視同性戀立法，也許反映了本地社會缺乏對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的堅持，也不存能令堅持己見、特立獨行者容易生活的友善和包容的環境。事實上，在香港，要在社會、工作崗位、學校和家庭等社群中堅持己見並不容易，有時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經濟富裕繁榮的年代，儘管缺乏這些孕育自由主義的土壤，自由主義的措辭和教條還有一定的生存甚至成為主導的空間，但在經濟不景的時期，或 Hobsbawm所謂的「極端的年代」，自由主義將很容易陷入危機。21世紀的香港，由於缺乏(甚至抗拒)社會民主和共產主義的傳統，也不存在普遍和堅實的宗教信仰，能取代自由主義的，似乎並沒有太多的選擇。在貧富差距日增、政治管治失效、壟斷愈益嚴重的社會脈絡下，訴諸群眾、抗拒精英、缺乏核心價值觀、反智、以實用或犬儒態度回應危機的民粹主義，很可能會成為新的主宰。
伸延閱讀：1 . Hobsbawm, Eric (1996) : "The Fallof Liberalis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pp. 109-141.2 . Polanyi, Karl (1935) : "The Essence of Fascia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Gollanez.
許寶強：讓學生主導通識學習（2005年06月25日）
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40910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第二次諮詢較受關注的討論，是如何考核。當局建議通識科公開試總分的三成由校內評核決定，包括佔總分二成的獨立專題探究報告（評核範圍包括探究過程與成果），及一成的課堂表現（包括討論報告、課堂習作、學校測驗等）。佔七成的公開試卷，則希望測試學生能否以課堂所學知識和技巧，解答建基於試卷提供的不同類型資料而設定和延伸的題目，並作出不同角度的分析。考評局指出，通識科的公開試題只會着重學生的基本知識，而非背誦能力。
就此，有教師擔心校內評核方式容易讓學生「請槍出貓」，考評局表示會採用各種措施阻嚇作弊；公開試方面，不少老師擔心考試範圍過於廣泛，以及難以把握評分標準。
儘管這些討論在既有教育制度下不無道理，但它們建基的假設──考核學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公平」地分辨學生的優劣──與通識科倡議的議題探究式學習沒甚麼關係。
新高中通識科要採用議題探究式學習，主要是為了改變以往的教育方式：由教育當局和學校設定課程內容，老師決定教學法、進度和評核標準，學生被動地接收知識。
相反，議題探究式學習的目的，是培育學生終生學習能力、深化對知識的了解和應用技巧，以學生的興趣、關注作動機，將學生置於學習過程中心，老師只是從旁提供指引和輔助。
在議題探究式學習中，學生應擁有並掌控整個探究的過程和結果，並學習管理和修正探究學習的步驟。探究式學習應理解和尊重學生發展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哪怕是簡單、帶實驗性的方法，也是良好的學習經驗和發現過程。
因此，探究式學習比灌輸式教學更需要給學生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在過程中令學生感覺安全、自信、受尊重，不會因所知有限而感到羞恥和無價值。因此評核方法應以形成性的評估為主，而非傳統的小測大考等僅僅衡量極為單一的學習結果，並以此來判定成敗。
形成性評估目標應與探究式學習目標完全一致，即透過評核活動（包括學生自評），由學生思考和管理學習過程，透過評核過程獲得關於學習方法、內容知識、成果和改進方案建議的及時、清楚、可信的反饋，以鞏固已能做到的，並改正及校正探究方向。
形成性評估是重要部份，應在學習前、過程中和後反覆進行。學生如能經常以不同渠道與教師和其他同學討論學習態度、方法、目標，進行自我評估，才是有意義的學習活動，才能在離校後仍能終生學習。
在公開試中有良好的表現，並不等於在形成性評核中也一定表現良好，除非我們能確保公開試測試的，完全與形成性評估的目標一致，即達至探究式學習目標。但無論如何，學生在專題探究過程的表現，並非公開試成績能反映的。因此，若專題表現成績與公開試成績有超過20%差距，而要檢查校內評核的準確性，除了反映不信任學校和學生外，還假設了應以公開試成績作為其他評核方式的準則，表示形成性評估只是次要的評核方式。
目前有關通識科公開試的討論，只集中在學習後的成果評估，這是否有效回應對議題探究式學習缺乏知識內容、純粹「吹水」的批評，還有待觀察，但恐怕對促進學生的探究式學習過程不會有太大幫助。是否有點本末倒置？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第二次諮詢較受關注的討論，是如何考核。當局建議通識科公開試總分的三成由校內評核決定，包括佔總分二成的獨立專題探究報告（評核範圍包括探究過程與成果），及一成的課堂表現（包括討論報告、課堂習作、學校測驗等）。佔七成的公開試卷，則希望測試學生能否以課堂所學知識和技巧，解答建基於試卷提供的不同類型資料而設定和延伸的題目，並作出不同角度的分析。考評局指出，通識科的公開試題只會着重學生的基本知識，而非背誦能力。
就此，有教師擔心校內評核方式容易讓學生「請槍出貓」，考評局表示會採用各種措施阻嚇作弊；公開試方面，不少老師擔心考試範圍過於廣泛，以及難以把握評分標準。
儘管這些討論在既有教育制度下不無道理，但它們建基的假設──考核學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公平」地分辨學生的優劣──與通識科倡議的議題探究式學習沒甚麼關係。
新高中通識科要採用議題探究式學習，主要是為了改變以往的教育方式：由教育當局和學校設定課程內容，老師決定教學法、進度和評核標準，學生被動地接收知識。
相反，議題探究式學習的目的，是培育學生終生學習能力、深化對知識的了解和應用技巧，以學生的興趣、關注作動機，將學生置於學習過程中心，老師只是從旁提供指引和輔助。
在議題探究式學習中，學生應擁有並掌控整個探究的過程和結果，並學習管理和修正探究學習的步驟。探究式學習應理解和尊重學生發展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哪怕是簡單、帶實驗性的方法，也是良好的學習經驗和發現過程。
因此，探究式學習比灌輸式教學更需要給學生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在過程中令學生感覺安全、自信、受尊重，不會因所知有限而感到羞恥和無價值。因此評核方法應以形成性的評估為主，而非傳統的小測大考等僅僅衡量極為單一的學習結果，並以此來判定成敗。
形成性評估目標應與探究式學習目標完全一致，即透過評核活動（包括學生自評），由學生思考和管理學習過程，透過評核過程獲得關於學習方法、內容知識、成果和改進方案建議的及時、清楚、可信的反饋，以鞏固已能做到的，並改正及校正探究方向。
形成性評估是重要部份，應在學習前、過程中和後反覆進行。學生如能經常以不同渠道與教師和其他同學討論學習態度、方法、目標，進行自我評估，才是有意義的學習活動，才能在離校後仍能終生學習。
在公開試中有良好的表現，並不等於在形成性評核中也一定表現良好，除非我們能確保公開試測試的，完全與形成性評估的目標一致，即達至探究式學習目標。但無論如何，學生在專題探究過程的表現，並非公開試成績能反映的。因此，若專題表現成績與公開試成績有超過20%差距，而要檢查校內評核的準確性，除了反映不信任學校和學生外，還假設了應以公開試成績作為其他評核方式的準則，表示形成性評估只是次要的評核方式。
目前有關通識科公開試的討論，只集中在學習後的成果評估，這是否有效回應對議題探究式學習缺乏知識內容、純粹「吹水」的批評，還有待觀察，但恐怕對促進學生的探究式學習過程不會有太大幫助。是否有點本末倒置？
許寶強：學生是如何失敗的？———對教育改革的期望（2005年07月24日）
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53319
【明報專訊】課程發展處草擬的通識教育科課程，明確指出通識教育科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學會學習(learningtolearn)，以至樂於終身學習，而這也是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標。要學生學會終身學習，首先得改造以往的教育制度中窒礙學生主動學習的因素。不過，這些因素恐怕並非僅與學制的長短有關。
終身學習的前提：對學習感興趣
香港教育學院三月初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分析了約萬五名受訪的中一至中六學生的回應，指出本港學生的學習自信心不及外國，而年級愈高的中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則愈低。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生感覺課程脫離生活。(《明報》07/03/2005)學習動機和自信心隨級別上升而下降，恐怕值得教育界認真省思。假設教育制度的其他方面不變，減少一年中學年期的三三四學制，也許只能減輕學生學習動機和自信心的下降幅度。
終身學習的前提是對學習感興趣，如果學生感覺課程脫離生活，學習將會變為應付考試、敷衍家長和老師，而要求他們終身學習只是緣木求魚。
向學生學習
JohnHolt於1964年出版的《兒童是如何失敗的》(HowChildrenFail,revisededition,NewYork:MerloydLawrence,1995)，探求的正是學校如何令學生失去學習動機、自信和能力的一本經典作品。儘管Holt談的是1960年代美國學校的狀，但放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也極有參考價值。
作為老師和行動研究者，Holt主要透過仔細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行為反應，嘗試分析學校和教師對學生做了些什麼。他要做的是「向學生學習」，而非引用行為心理學去研究學生。因為他認為只有先受教於學生(學會「急他們所急、想他們所想」)的教師，才有能力教授學生。
《兒童是如何失敗的》主要是Holt觀察學生課堂行為的手記。他觀察的結果與教院的研究類似：大部分學生在學校逐漸失去學習動機、自信和能力。他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眾多在學校以外表現出無窮創意、機智、靈敏、充滿活力和能量的兒童和青年，在長年浸淫於學校的過程(schooling)中，會變得信心盡失和呆頭笨腦？會失去與生俱來的豐富的探究和理解能力？
學生不想令充滿焦慮的成年人失望
Holt的答案是：因為學校的教學過程令學生害怕失敗、感覺沉悶和困惑。學生害怕失敗，因為他們不想令充滿焦慮的成年人進一步失望；學生感覺沉悶，因為學校教授的知識並不引起他們的興趣，也無法滿足他們的求知欲望和廣泛多元的知性需求；學生陷入困惑，因為教師和課本所說的並不能在他們的現實生活中得到印證，也跟他們理解現實的知識沒有什麼聯繫。
與我們師訓所強調的觀課不大一樣，Holt在課堂上仔細觀察的不是老師，也不是學生回應教師提問時的表現，而是觀察學生在平時不被注視或召喚下的行為，看看學生在課堂的大部分時間真正在做些什麼，從而理解他們在想什麼、學習(或不學習)什麼。他發現，大部分學生在課堂上或努力猜測、判斷、理解，以至積極迎合教師等成人的期望和要求，或在不被注視時作白日夢、想方設法逃避教師等成人的干擾和控制。
教師是學生的主人，卻不是學習的良伴；課室是他們的困局，而非安全寫意的學習地方。無論成績好壞，差不多所有學生都渴望能得到「正確的答案」，他們不在意分析、思考、學習，只想用種種方法盡快獲得答案，完成任務。只有極少數喜愛思考的學生，才不會太在意成人的期望，浪費時間於滿足或逃避教師的要求。
學生害怕失敗
學生渴望得到「正確的答案」，因為他們害怕失敗。錯誤的回答會受同學甚至老師的嘲笑，失敗對學生來說是羞恥的，而非踏向成功的建設性橋樑。不少學生為了避免失敗，而不去嘗試，甚至有意盡快令自己「失敗」，再不用回應他人以至自己的期望，一了百了地解除面對失敗的壓力。
結果是，由於大部分的功課只是為了讓教師和家長覺得學生獲得了知識，而不是為了學生基於自己的興趣而尋找知識而設的，因此儘管老師盡力去教，但學生仍然不願意學。於是學生最終都沒有學會老師教的大部分知識；而剩下學會了的知識當中，大部分學生都不會記得；就算記下了知識，學生也不會使用。
不相干的課程 無意義的考試
Holt認為學校課程和考試方法令問題更為嚴重。他認為課程的知識分類方法，將學童對生命和世界的接觸和理解任意地切割成不關連的學科，然後又以人工化和無意義的方式「統整」。政府和學校設計的課程是建基於以下的假設：認為教師或課程發展負責人能夠在所有人類知識中，找出一些學生必須要知道的核心知識，學會以後便能成為社會中有用的成員，而學校的責任，就是要讓學生儘量掌握這些知
識，不管學生是否感興趣，是否願意主動學習。以取悅他人、讓他人認可的目的學習得來的知識，在畢業後不再需要取悅教師、家長時，自然會忘得乾乾淨淨；而所謂好學生與壞學生的分別，只是後者一學就忘，而前者則考完試才會忘記。
Holt認為知識是常變的，因此固定的課程內容並不能令學生掌握合時的知識，因為我們並不知道未來需要什麼知識，所以預先教導學生固有的習見是毫無意義的。
不斷的考試和測驗，只會令情更糟。為了保證學生的考試成績，教師會一早通知學生考試時間、給定考試範圍、試前幫他們密集地溫習。考試變成操演，不僅無法令學生懂得主動學習，更會為學生製造不必要的失敗和壓力。考試成功的學生可能對舞弄文字和符號十分熟練，習慣於抽象概括，卻拙於提出和解決具體問題，漸變得脫離生活；考試失敗者則會不斷逃避嘗試、失去自信和學習的動機。不論「成功」或「失敗」，學生豐富的潛能和智力只是極有限度地開發，大部分時間都存活於低能量的狀態之中。
沒有賞罰便缺乏學習動機並不成立
Holt指出嬰兒並不會理解學行時跌倒為「失敗」，也不會認為懂得行走是「成功」。也許是由於不用面對懲罰和嘲笑，小孩不會感到學行跌倒是羞恥的，因此不會因為害怕而不學習走路，也不會急於要求成人給予行走的「正確方法」。換句話說，小孩比成人更願意嘗試，更不在意「失敗」，更有動機學習。因此，所謂沒有賞罰小孩、學生，便缺乏學習動機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失敗」與「成功」和伴隨的羞恥和驕傲，只是成人強加給小孩、再反過來為教師和家長製造焦慮的工具。
Liberal Studies 解放孩子的教育
教院的研究只是印證了港人大概都不會感到驚奇的「公開秘密」。不過，令人驚奇的恐怕是我們對這現象的長期容忍，以及寫不出像《兒童是如何失敗的》這樣建基於仔細研究觀察的書。
教改應該要做的，正是要打破這不利於培育學生學習動機的困局。而通識教育的提出，也應該是為了徹底改變學校的教與學方式、學生學習的內容，以及令學生變得害怕和失去自信的考評方法。通識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Studies，意思與解放教育(LiberatingEducation)或邁向自由的教育(EducationforLiberation)密切相關，也就是說，通識教育主要是一種讓老師和學生從舊有的學習模式解放出來，邁向自由學習的教育。
課程發展處將通識教育的教與學定義為議題探究學習(issue-basedinquirylearning)，並倡議多角度思維(multipleperspectives)、跨學科取向(transdisciplinaryapproaches)、和批判思考(criticalthinking)，這應該是與解放和自由的學習配合；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在課程設計、教師培訓、教學方法，以至考核學生等各方面，真正體現議題探究學習、多角度思維、跨學科取向和批判思考。在未對目前的教育制度和學校、課堂的具體運作，包括教師和學生的態度、興趣、需要、價值觀、動機、策略和能力等，作出系統研究之前；在還未看到長遠的、仔細的計劃和按部就班的執行安排的情下，我們自然難以得知將會推行的通識教育會否得出理想的結果。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倘若通識(以至其他學科)的課程內容、評核方式和教學法不是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而設計，教育改革將肯定不會為我們帶來太大的驚喜。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課程發展處草擬的通識教育科課程，明確指出通識教育科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學會學習(learningtolearn)，以至樂於終身學習，而這也是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標。要學生學會終身學習，首先得改造以往的教育制度中窒礙學生主動學習的因素。不過，這些因素恐怕並非僅與學制的長短有關。
終身學習的前提：對學習感興趣
香港教育學院三月初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分析了約萬五名受訪的中一至中六學生的回應，指出本港學生的學習自信心不及外國，而年級愈高的中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則愈低。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生感覺課程脫離生活。(《明報》07/03/2005)學習動機和自信心隨級別上升而下降，恐怕值得教育界認真省思。假設教育制度的其他方面不變，減少一年中學年期的三三四學制，也許只能減輕學生學習動機和自信心的下降幅度。
終身學習的前提是對學習感興趣，如果學生感覺課程脫離生活，學習將會變為應付考試、敷衍家長和老師，而要求他們終身學習只是緣木求魚。
向學生學習
JohnHolt於1964年出版的《兒童是如何失敗的》(HowChildrenFail,revisededition,NewYork:MerloydLawrence,1995)，探求的正是學校如何令學生失去學習動機、自信和能力的一本經典作品。儘管Holt談的是1960年代美國學校的狀，但放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也極有參考價值。
作為老師和行動研究者，Holt主要透過仔細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行為反應，嘗試分析學校和教師對學生做了些什麼。他要做的是「向學生學習」，而非引用行為心理學去研究學生。因為他認為只有先受教於學生(學會「急他們所急、想他們所想」)的教師，才有能力教授學生。
《兒童是如何失敗的》主要是Holt觀察學生課堂行為的手記。他觀察的結果與教院的研究類似：大部分學生在學校逐漸失去學習動機、自信和能力。他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眾多在學校以外表現出無窮創意、機智、靈敏、充滿活力和能量的兒童和青年，在長年浸淫於學校的過程(schooling)中，會變得信心盡失和呆頭笨腦？會失去與生俱來的豐富的探究和理解能力？
學生不想令充滿焦慮的成年人失望
Holt的答案是：因為學校的教學過程令學生害怕失敗、感覺沉悶和困惑。學生害怕失敗，因為他們不想令充滿焦慮的成年人進一步失望；學生感覺沉悶，因為學校教授的知識並不引起他們的興趣，也無法滿足他們的求知欲望和廣泛多元的知性需求；學生陷入困惑，因為教師和課本所說的並不能在他們的現實生活中得到印證，也跟他們理解現實的知識沒有什麼聯繫。
與我們師訓所強調的觀課不大一樣，Holt在課堂上仔細觀察的不是老師，也不是學生回應教師提問時的表現，而是觀察學生在平時不被注視或召喚下的行為，看看學生在課堂的大部分時間真正在做些什麼，從而理解他們在想什麼、學習(或不學習)什麼。他發現，大部分學生在課堂上或努力猜測、判斷、理解，以至積極迎合教師等成人的期望和要求，或在不被注視時作白日夢、想方設法逃避教師等成人的干擾和控制。
教師是學生的主人，卻不是學習的良伴；課室是他們的困局，而非安全寫意的學習地方。無論成績好壞，差不多所有學生都渴望能得到「正確的答案」，他們不在意分析、思考、學習，只想用種種方法盡快獲得答案，完成任務。只有極少數喜愛思考的學生，才不會太在意成人的期望，浪費時間於滿足或逃避教師的要求。
學生害怕失敗
學生渴望得到「正確的答案」，因為他們害怕失敗。錯誤的回答會受同學甚至老師的嘲笑，失敗對學生來說是羞恥的，而非踏向成功的建設性橋樑。不少學生為了避免失敗，而不去嘗試，甚至有意盡快令自己「失敗」，再不用回應他人以至自己的期望，一了百了地解除面對失敗的壓力。
結果是，由於大部分的功課只是為了讓教師和家長覺得學生獲得了知識，而不是為了學生基於自己的興趣而尋找知識而設的，因此儘管老師盡力去教，但學生仍然不願意學。於是學生最終都沒有學會老師教的大部分知識；而剩下學會了的知識當中，大部分學生都不會記得；就算記下了知識，學生也不會使用。
不相干的課程 無意義的考試
Holt認為學校課程和考試方法令問題更為嚴重。他認為課程的知識分類方法，將學童對生命和世界的接觸和理解任意地切割成不關連的學科，然後又以人工化和無意義的方式「統整」。政府和學校設計的課程是建基於以下的假設：認為教師或課程發展負責人能夠在所有人類知識中，找出一些學生必須要知道的核心知識，學會以後便能成為社會中有用的成員，而學校的責任，就是要讓學生儘量掌握這些知
識，不管學生是否感興趣，是否願意主動學習。以取悅他人、讓他人認可的目的學習得來的知識，在畢業後不再需要取悅教師、家長時，自然會忘得乾乾淨淨；而所謂好學生與壞學生的分別，只是後者一學就忘，而前者則考完試才會忘記。
Holt認為知識是常變的，因此固定的課程內容並不能令學生掌握合時的知識，因為我們並不知道未來需要什麼知識，所以預先教導學生固有的習見是毫無意義的。
不斷的考試和測驗，只會令情更糟。為了保證學生的考試成績，教師會一早通知學生考試時間、給定考試範圍、試前幫他們密集地溫習。考試變成操演，不僅無法令學生懂得主動學習，更會為學生製造不必要的失敗和壓力。考試成功的學生可能對舞弄文字和符號十分熟練，習慣於抽象概括，卻拙於提出和解決具體問題，漸變得脫離生活；考試失敗者則會不斷逃避嘗試、失去自信和學習的動機。不論「成功」或「失敗」，學生豐富的潛能和智力只是極有限度地開發，大部分時間都存活於低能量的狀態之中。
沒有賞罰便缺乏學習動機並不成立
Holt指出嬰兒並不會理解學行時跌倒為「失敗」，也不會認為懂得行走是「成功」。也許是由於不用面對懲罰和嘲笑，小孩不會感到學行跌倒是羞恥的，因此不會因為害怕而不學習走路，也不會急於要求成人給予行走的「正確方法」。換句話說，小孩比成人更願意嘗試，更不在意「失敗」，更有動機學習。因此，所謂沒有賞罰小孩、學生，便缺乏學習動機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失敗」與「成功」和伴隨的羞恥和驕傲，只是成人強加給小孩、再反過來為教師和家長製造焦慮的工具。
Liberal Studies 解放孩子的教育
教院的研究只是印證了港人大概都不會感到驚奇的「公開秘密」。不過，令人驚奇的恐怕是我們對這現象的長期容忍，以及寫不出像《兒童是如何失敗的》這樣建基於仔細研究觀察的書。
教改應該要做的，正是要打破這不利於培育學生學習動機的困局。而通識教育的提出，也應該是為了徹底改變學校的教與學方式、學生學習的內容，以及令學生變得害怕和失去自信的考評方法。通識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Studies，意思與解放教育(LiberatingEducation)或邁向自由的教育(EducationforLiberation)密切相關，也就是說，通識教育主要是一種讓老師和學生從舊有的學習模式解放出來，邁向自由學習的教育。
課程發展處將通識教育的教與學定義為議題探究學習(issue-basedinquirylearning)，並倡議多角度思維(multipleperspectives)、跨學科取向(transdisciplinaryapproaches)、和批判思考(criticalthinking)，這應該是與解放和自由的學習配合；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在課程設計、教師培訓、教學方法，以至考核學生等各方面，真正體現議題探究學習、多角度思維、跨學科取向和批判思考。在未對目前的教育制度和學校、課堂的具體運作，包括教師和學生的態度、興趣、需要、價值觀、動機、策略和能力等，作出系統研究之前；在還未看到長遠的、仔細的計劃和按部就班的執行安排的情下，我們自然難以得知將會推行的通識教育會否得出理想的結果。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倘若通識(以至其他學科)的課程內容、評核方式和教學法不是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而設計，教育改革將肯定不會為我們帶來太大的驚喜。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2007年06月25日）
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242001
【明報專訊】過去10 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
寫於回歸10 周年前夕，難免要為過去10 年做一次簡單盤點。儘管九七後，社會經濟表面上了大起大落，但金融和地產主導的基本結構依然健在。數碼港、中藥港、迪士尼、物流中心等大計，今天回看，似乎都只是「股照炒、樓照賣」這主旋律外幾個微不足道的和音，自七八十年代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過去10 年仍然繼續。統計處剛發表的《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顯示，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由96 年的5.18，升至06 年的5.33；06 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比較，月入差距高達51.75 倍，96 年差距則是38 倍。
相對於社會經濟結構，政治領域的改變也許多了一點。儘管雙普選仍遙遙無期，但回歸後的遊行、傳媒、司法制度和立法機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特區政府；儘管問責官員經常不用負責，但政府也確實被迫換了幾個主要官員。不過，與經濟領域類似，過去10 年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也是變化不大，民主化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殖民時期遺留下來、公務員主導的政治體制，仍然繼續「做好份工」。
或許，過去10 年香港真正深刻的變化，是在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體制以外，也就是在文化領域中發生。最顯而易見的變化，恐怕是近年興起，由社區活躍分子和環保人士發動，針對市區重建和各類經濟發展大計的「文化╱文物╱生態保育運動」，以及同樣在近年興起，由宗教和政治保守力量發動，針對性別議題的「文化戰爭」。不過，另一同樣深遠和廣泛的文化轉變，也發生在過去10 年的教育領域。
對政府、商界和其他保守政治力量來說，這些轉變中的文化政治動態，是由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催生，例如性少眾「對社會道德的挑戰」或教師的「不願求變」；相反，一些社會運動圈的朋友則嘗試把這些文化政治動態的轉變，理解為權力集團有心栽花的結果，例如教改是由商業主導和不民主政治所推動的，甚至是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必然後果。在這種對立的視野下，我們不難理解，主導過去10 年教改的文化政治，主要表現在政府和教師工會之間的對抗性鬥爭。
然而，過去10 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
民粹的政治
Ernesto Laclau 在他的新書On Populist Reason中系統地分析了民粹主義的原則。他指出，作為一種政治邏輯的民粹主義，包括三個前提。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的共同需求（common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 。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例如「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看不見的手」和「福利主義」等，顯然比一些定義精確的概念，更有利於用來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
借助Laclau 的分析，回顧過去10 年的香港，不難發現，民粹政治的邏輯，似乎愈來愈主導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社會文化。隨貧富懸殊加劇，香港資本主義運作的方式不僅愈來愈不願為佔人口大多數的中低收入社群，提供美好的願景，更為了保持貧富分化的勢頭，進一步嘗試把資源從中低收入社群轉移往富裕階層，造就了縮減公共醫療、公共房屋和其他社會福利的政策，改變了66 至67 年後殖民政府為了政治穩定而推行的一些帶財富再分配效果的做法，使不同社群（例如公屋住戶）的特定需求（例如減租），難以在新的政治生態下獲得滿足。同時，97 年前已開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在北京和本地保守政治力量的阻力下，不僅沒有開花結果，更產生了缺乏實質政治影響力的半民選立法會，造成港人對雙普預期的失落，也難以透過民選政治解決其面對的具體問題，無法滿足不同社群的特定需要。在這處境下，不獲滿足的各種社會訴求，在一些空洞的能指的中介下，很容易匯聚成反政府和政治建制的民粹力量。
由於政府不願或無法扭轉貧富分化的趨勢，由於民主選舉和法治也不能解決市民面對的具體問題和滿足不同社群的特定訴求，因此在社會上積累的不滿，很容易以反對政治建制的民粹政治表現出來。而在90 年代中後期出現的傳媒小報化、名嘴現象、長毛的當選和政府也採用民粹手法推行各類政策（例如在居港權事件製造的167 萬恐慌），均可在這希望短缺年代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
03 年數十萬人的七一遊行，也許是香港民粹政治的最集中表現，各種多元分化的社會不滿和要求，在反對「董建華」這空洞能指的統合下，得以扣連為一種共同的民粹訴求（反對23 條立法和要求董建華下台）；並在往後一段時間，成為動員人民的最主要力量，直至董建華下台而「董建華」不再成為民粹政治的有效能指。
03 年七一，只是過去10 年香港民粹政治的一場最大型演練。除此以外，民粹主義的文化邏輯還充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透過民粹方法打造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以本土的中產價值作為想像基礎）和他的「對立少眾」（ 「新移民」、「綜援懶人」和政府的「福利主義」），並據此把人民大眾內部紛雜的要求，化作為對「大市場、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預」的民粹訴求，編織並支撐「新自由主義」的統織（hegemony）。對鼓吹中產價值的主流社會來說，「自由經濟」、「私有化」和「看不見的手」等概念，其實也是一堆用來統合統治陣營的空洞能指，它們的對立面（共同敵人）是「福利主義」。
另一方面，部分社會運動的運作，似乎也在重複和強化類似的民粹邏輯。例如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建造了「基層人民」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對立，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這些空洞能指，作為有助於統合反對陣營（人民）的共同敵人，並在此基礎之上，嘗試以「基層人民」等另一些「空洞能指」，統合出一種共同的人民（民粹）的訴求（反資本主義）。
犬儒的文化
這種民粹邏輯運作的不經意後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恐怕會強化香港社會的反智和犬儒的傾向。民粹邏輯的演練，需要含混的空洞能指作為中介，以統合多元紛雜的特殊訴求；也同時需要借助「人民」情感的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以及一種共同的熱情和欲望。因此，對於民粹政治來說，理性的討論不僅無補於事，更可能在澄清含混的空洞能指所涵括的各種矛盾意思時，干擾了民粹政治的演練。結果是，民粹政治一般都會排拒和壓抑智性的交鋒，孕育出各種反智的論述和行為。
民粹政治通常是以打倒「人民」的共同「敵人」以作為成效的依歸，但在香港後九七的政治脈絡下，「人民」的共同「敵人」很可能就是北京支持的香港政府和大企業。面對這樣強大的對手，民粹政治的成效往往極之有限，難以完全滿足不同社群的訴求，這將會進一步強化「人民」對政治行動不抱希望的悲觀態度；另一方面，民粹政治樹立的空洞能指，也經常與人民的具體要求和現實生活所經驗的脫節。結果產生了齊澤克（Slavoj Zizek）所指的犬儒主義—— 「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跟循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they know that, in their activity,they are following an illusion, but still, they are doingit.）。例如，教師大概都很清楚大部分學生只是假裝在學習，但他們仍然以不斷講課的行為，演練出好像（as if）真的存在認真的教與學過程；又正如部分社會運動積極參與者也許都很明白，在香港反全球化的虛幻，但仍會在反世貿示威中雄糾糾地前進。
過去10 年的香港，見證了民粹政治的壯大，並產生了犬儒和反智的文化效果。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這種民粹、犬儒、反智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理性的文化批判是否仍然有效？有意義的智性計劃（intellectualprojects）又應該如何展開？
這也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花時間總結過去的主要原因吧。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過去10 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
寫於回歸10 周年前夕，難免要為過去10 年做一次簡單盤點。儘管九七後，社會經濟表面上了大起大落，但金融和地產主導的基本結構依然健在。數碼港、中藥港、迪士尼、物流中心等大計，今天回看，似乎都只是「股照炒、樓照賣」這主旋律外幾個微不足道的和音，自七八十年代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過去10 年仍然繼續。統計處剛發表的《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顯示，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由96 年的5.18，升至06 年的5.33；06 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比較，月入差距高達51.75 倍，96 年差距則是38 倍。
相對於社會經濟結構，政治領域的改變也許多了一點。儘管雙普選仍遙遙無期，但回歸後的遊行、傳媒、司法制度和立法機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特區政府；儘管問責官員經常不用負責，但政府也確實被迫換了幾個主要官員。不過，與經濟領域類似，過去10 年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也是變化不大，民主化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殖民時期遺留下來、公務員主導的政治體制，仍然繼續「做好份工」。
或許，過去10 年香港真正深刻的變化，是在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體制以外，也就是在文化領域中發生。最顯而易見的變化，恐怕是近年興起，由社區活躍分子和環保人士發動，針對市區重建和各類經濟發展大計的「文化╱文物╱生態保育運動」，以及同樣在近年興起，由宗教和政治保守力量發動，針對性別議題的「文化戰爭」。不過，另一同樣深遠和廣泛的文化轉變，也發生在過去10 年的教育領域。
對政府、商界和其他保守政治力量來說，這些轉變中的文化政治動態，是由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催生，例如性少眾「對社會道德的挑戰」或教師的「不願求變」；相反，一些社會運動圈的朋友則嘗試把這些文化政治動態的轉變，理解為權力集團有心栽花的結果，例如教改是由商業主導和不民主政治所推動的，甚至是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必然後果。在這種對立的視野下，我們不難理解，主導過去10 年教改的文化政治，主要表現在政府和教師工會之間的對抗性鬥爭。
然而，過去10 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
民粹的政治
Ernesto Laclau 在他的新書On Populist Reason中系統地分析了民粹主義的原則。他指出，作為一種政治邏輯的民粹主義，包括三個前提。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的共同需求（common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 。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例如「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看不見的手」和「福利主義」等，顯然比一些定義精確的概念，更有利於用來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
借助Laclau 的分析，回顧過去10 年的香港，不難發現，民粹政治的邏輯，似乎愈來愈主導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社會文化。隨貧富懸殊加劇，香港資本主義運作的方式不僅愈來愈不願為佔人口大多數的中低收入社群，提供美好的願景，更為了保持貧富分化的勢頭，進一步嘗試把資源從中低收入社群轉移往富裕階層，造就了縮減公共醫療、公共房屋和其他社會福利的政策，改變了66 至67 年後殖民政府為了政治穩定而推行的一些帶財富再分配效果的做法，使不同社群（例如公屋住戶）的特定需求（例如減租），難以在新的政治生態下獲得滿足。同時，97 年前已開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在北京和本地保守政治力量的阻力下，不僅沒有開花結果，更產生了缺乏實質政治影響力的半民選立法會，造成港人對雙普預期的失落，也難以透過民選政治解決其面對的具體問題，無法滿足不同社群的特定需要。在這處境下，不獲滿足的各種社會訴求，在一些空洞的能指的中介下，很容易匯聚成反政府和政治建制的民粹力量。
由於政府不願或無法扭轉貧富分化的趨勢，由於民主選舉和法治也不能解決市民面對的具體問題和滿足不同社群的特定訴求，因此在社會上積累的不滿，很容易以反對政治建制的民粹政治表現出來。而在90 年代中後期出現的傳媒小報化、名嘴現象、長毛的當選和政府也採用民粹手法推行各類政策（例如在居港權事件製造的167 萬恐慌），均可在這希望短缺年代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
03 年數十萬人的七一遊行，也許是香港民粹政治的最集中表現，各種多元分化的社會不滿和要求，在反對「董建華」這空洞能指的統合下，得以扣連為一種共同的民粹訴求（反對23 條立法和要求董建華下台）；並在往後一段時間，成為動員人民的最主要力量，直至董建華下台而「董建華」不再成為民粹政治的有效能指。
03 年七一，只是過去10 年香港民粹政治的一場最大型演練。除此以外，民粹主義的文化邏輯還充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透過民粹方法打造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以本土的中產價值作為想像基礎）和他的「對立少眾」（ 「新移民」、「綜援懶人」和政府的「福利主義」），並據此把人民大眾內部紛雜的要求，化作為對「大市場、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預」的民粹訴求，編織並支撐「新自由主義」的統織（hegemony）。對鼓吹中產價值的主流社會來說，「自由經濟」、「私有化」和「看不見的手」等概念，其實也是一堆用來統合統治陣營的空洞能指，它們的對立面（共同敵人）是「福利主義」。
另一方面，部分社會運動的運作，似乎也在重複和強化類似的民粹邏輯。例如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建造了「基層人民」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對立，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這些空洞能指，作為有助於統合反對陣營（人民）的共同敵人，並在此基礎之上，嘗試以「基層人民」等另一些「空洞能指」，統合出一種共同的人民（民粹）的訴求（反資本主義）。
犬儒的文化
這種民粹邏輯運作的不經意後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恐怕會強化香港社會的反智和犬儒的傾向。民粹邏輯的演練，需要含混的空洞能指作為中介，以統合多元紛雜的特殊訴求；也同時需要借助「人民」情感的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以及一種共同的熱情和欲望。因此，對於民粹政治來說，理性的討論不僅無補於事，更可能在澄清含混的空洞能指所涵括的各種矛盾意思時，干擾了民粹政治的演練。結果是，民粹政治一般都會排拒和壓抑智性的交鋒，孕育出各種反智的論述和行為。
民粹政治通常是以打倒「人民」的共同「敵人」以作為成效的依歸，但在香港後九七的政治脈絡下，「人民」的共同「敵人」很可能就是北京支持的香港政府和大企業。面對這樣強大的對手，民粹政治的成效往往極之有限，難以完全滿足不同社群的訴求，這將會進一步強化「人民」對政治行動不抱希望的悲觀態度；另一方面，民粹政治樹立的空洞能指，也經常與人民的具體要求和現實生活所經驗的脫節。結果產生了齊澤克（Slavoj Zizek）所指的犬儒主義—— 「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跟循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they know that, in their activity,they are following an illusion, but still, they are doingit.）。例如，教師大概都很清楚大部分學生只是假裝在學習，但他們仍然以不斷講課的行為，演練出好像（as if）真的存在認真的教與學過程；又正如部分社會運動積極參與者也許都很明白，在香港反全球化的虛幻，但仍會在反世貿示威中雄糾糾地前進。
過去10 年的香港，見證了民粹政治的壯大，並產生了犬儒和反智的文化效果。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這種民粹、犬儒、反智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理性的文化批判是否仍然有效？有意義的智性計劃（intellectualprojects）又應該如何展開？
這也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花時間總結過去的主要原因吧。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為何知識型經濟那麼反智（2006年01月16日）
網上出處@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http://www.inmediahk.net/node/92308
【明報專訊】統計處最近發表了《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本地傳媒抽取當中一些「有趣統計」，例如港人擁有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使用互聯網服務數字；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口百分比；本地獲批專利數目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價值等。從這些統計分類，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傳媒眼中，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大抵是指生產、購買和使用科技產物、正規學歷和專利權。這與一般理解的知識---學科知識：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或各類社會文化思潮：左翼Vs右翼、綠色哲學、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等；或各種理解問題的方法：邏輯推理、經驗歸納、感性認知；以至探究真理的程序：公開爭論、批判否定、反復驗證等---大不相同。這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那麼強調「知識型經濟」的香港，仍然吊詭地充滿各種反智現象。
如果「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僅僅是科技物、專利權和正規學歷，那麼港人對上述的學科知識、思潮、求知方法和程序不感興趣，並不令人驚訝。大量使用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反映的恐怕不是港人對知識的渴求，而更多是用於娛樂、商業、工作和與親朋交往；獲得專利權反映的，也許是求財的決心和手段，而非探求知識的動力；正規教育的投資增加和市民學歷提高，反映的也不是學生愈來愈熱愛知識，而是被動地回應家長、僱主和教師的要求。
事實上，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最近發表的調查指出，受訪1200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感到最不快樂的首五個原因，依次是學業成績欠佳、測驗考試、功課多、與同學吵架、被老師責罵，這些都是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出現的。在這種令學生不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出現早前教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的「愈高班的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愈低」，自然理所當然，也印證了高學歷並不等於愛智。
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
此外，法住文化中心去年6至7月訪問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學生，發現最多學生喜愛的教師是要「關心學生」(78%)、「靈活有效的教學方式」和「風趣幽默」(51%)，而學識豐富只排第六(37%)，在通訊和電腦科技主要用於交往和娛樂的社會脈絡下，這樣的調查結果也不會在意料之外。
儘管還未有機構或個人製作一本「香港反智統計透視」，但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現象窺見「知識型」經濟如何反智。
曾受傳媒訪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不少記者在採訪前並沒有對有關課題作仔細研究，而恐怕在訪問後也不會有興趣繼續鑽研深化該議題，世貿也許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明報》有關韓農的追蹤採訪是少見的特例)。
此外，報章經常帶點嘩眾的起題，例如「灣仔淪陷」、「傳狂購防毒罩偷竊警衛制服，世貿示威殺機四伏」、「韓戰爆發，警民肉搏」等，也反映了編輯所關心的恐怕是報道的娛樂戲劇性和其鼓吹的政治立場或 價值觀( 甚至 偏見)，而非準確的事實和反覆驗證等尊重知識的專業守則。淺顯易消化但不一定準確的標題，建基的也是一種對讀者知識水平沒有什麼要求的態度，甚或是「讀者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假設。
負責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機構，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識。決定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的香港中、小學課程發展，經常不會以對學生、教師和社會狀仔細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作為設計的基礎，也鮮會借助堅實的評核研究來改進課程的效果。制定課程的諮詢過程也不鼓勵思想學理的爭論，蒐集意見的問卷不僅常帶引導性，發放回收的方法(例如利用諮詢大會完結後極有限的時間完成)也難以令受訪者深思熟慮。學校方面，學生主動閱讀、討論學術思潮和社會問題自然不多，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也容易去知識化(deintellectualized)---不再關心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動，不再為思想而活，也失去關心真理、終極價值和正義等知識分子的興趣。
香港並非唯一反智的「知識型經濟」，富裏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就談及英美兩地的類似狀。
富裏迪指出，儘管博物館、持續進修、文化藝術中心和新書出版數量等不斷增加，但在執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務牛耳的英美兩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卻愈來愈充拆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氣氛，「知識」成為了膚淺、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費的東西。
最能體現社會「弱智化」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具體的表現是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興趣、想像、工作只局限在其工作機構有關的事情之內，並不會或不願處理範圍更廣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問題，也不會「在精神上與日常事務的慣例和壓力保持距離」。
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Vintage,1994)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不僅令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損，更同時強化了將知識純粹看作為達成其他實用目標的工具的態度。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富裏迪認為，造成「知識型經濟」反智的原因，主要並非源自市場化的影響，而是歸因於公共政策的包容改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機構不斷降低對知識水平的要求，以「遷就」或包容民眾參與。他以英美的選舉為例，指出政治辯論的水平不斷下降，競選成了膚淺的公關宣傳，或純技術性的觀點(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見的認真交鋒，結果不僅令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更造成了民眾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員卻把這些疏離和冷漠理解為民眾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開」)，推導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降低對民眾參政的要求(例如設計出令選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員的思想政見水平，結果自然是加劇了社會弱智化的傾向。
要解決這問題，富裏迪認為必須改變僅把知識看作成工具的態度，告別那種認為民主參與和高質素的知識標準是不相容的錯誤觀點，批判政客/官員、傳媒編輯、教師繼續「餵給大眾容易消化的知識和文化的家長式做法」，為民眾提供社會所能給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
號稱「知識型經濟」的香港，除了由娛樂和商業主導的科技生產和消費、由考試成績堆砌起來的學歷以外，我們的社會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些什麼？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統計處最近發表了《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本地傳媒抽取當中一些「有趣統計」，例如港人擁有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使用互聯網服務數字；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口百分比；本地獲批專利數目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價值等。從這些統計分類，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傳媒眼中，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大抵是指生產、購買和使用科技產物、正規學歷和專利權。這與一般理解的知識---學科知識：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或各類社會文化思潮：左翼Vs右翼、綠色哲學、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等；或各種理解問題的方法：邏輯推理、經驗歸納、感性認知；以至探究真理的程序：公開爭論、批判否定、反復驗證等---大不相同。這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那麼強調「知識型經濟」的香港，仍然吊詭地充滿各種反智現象。
如果「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僅僅是科技物、專利權和正規學歷，那麼港人對上述的學科知識、思潮、求知方法和程序不感興趣，並不令人驚訝。大量使用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反映的恐怕不是港人對知識的渴求，而更多是用於娛樂、商業、工作和與親朋交往；獲得專利權反映的，也許是求財的決心和手段，而非探求知識的動力；正規教育的投資增加和市民學歷提高，反映的也不是學生愈來愈熱愛知識，而是被動地回應家長、僱主和教師的要求。
事實上，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最近發表的調查指出，受訪1200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感到最不快樂的首五個原因，依次是學業成績欠佳、測驗考試、功課多、與同學吵架、被老師責罵，這些都是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出現的。在這種令學生不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出現早前教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的「愈高班的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愈低」，自然理所當然，也印證了高學歷並不等於愛智。
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
此外，法住文化中心去年6至7月訪問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學生，發現最多學生喜愛的教師是要「關心學生」(78%)、「靈活有效的教學方式」和「風趣幽默」(51%)，而學識豐富只排第六(37%)，在通訊和電腦科技主要用於交往和娛樂的社會脈絡下，這樣的調查結果也不會在意料之外。
儘管還未有機構或個人製作一本「香港反智統計透視」，但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現象窺見「知識型」經濟如何反智。
曾受傳媒訪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不少記者在採訪前並沒有對有關課題作仔細研究，而恐怕在訪問後也不會有興趣繼續鑽研深化該議題，世貿也許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明報》有關韓農的追蹤採訪是少見的特例)。
此外，報章經常帶點嘩眾的起題，例如「灣仔淪陷」、「傳狂購防毒罩偷竊警衛制服，世貿示威殺機四伏」、「韓戰爆發，警民肉搏」等，也反映了編輯所關心的恐怕是報道的娛樂戲劇性和其鼓吹的政治立場或 價值觀( 甚至 偏見)，而非準確的事實和反覆驗證等尊重知識的專業守則。淺顯易消化但不一定準確的標題，建基的也是一種對讀者知識水平沒有什麼要求的態度，甚或是「讀者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假設。
負責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機構，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識。決定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的香港中、小學課程發展，經常不會以對學生、教師和社會狀仔細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作為設計的基礎，也鮮會借助堅實的評核研究來改進課程的效果。制定課程的諮詢過程也不鼓勵思想學理的爭論，蒐集意見的問卷不僅常帶引導性，發放回收的方法(例如利用諮詢大會完結後極有限的時間完成)也難以令受訪者深思熟慮。學校方面，學生主動閱讀、討論學術思潮和社會問題自然不多，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也容易去知識化(deintellectualized)---不再關心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動，不再為思想而活，也失去關心真理、終極價值和正義等知識分子的興趣。
香港並非唯一反智的「知識型經濟」，富裏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就談及英美兩地的類似狀。
富裏迪指出，儘管博物館、持續進修、文化藝術中心和新書出版數量等不斷增加，但在執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務牛耳的英美兩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卻愈來愈充拆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氣氛，「知識」成為了膚淺、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費的東西。
最能體現社會「弱智化」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具體的表現是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興趣、想像、工作只局限在其工作機構有關的事情之內，並不會或不願處理範圍更廣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問題，也不會「在精神上與日常事務的慣例和壓力保持距離」。
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Vintage,1994)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不僅令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損，更同時強化了將知識純粹看作為達成其他實用目標的工具的態度。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富裏迪認為，造成「知識型經濟」反智的原因，主要並非源自市場化的影響，而是歸因於公共政策的包容改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機構不斷降低對知識水平的要求，以「遷就」或包容民眾參與。他以英美的選舉為例，指出政治辯論的水平不斷下降，競選成了膚淺的公關宣傳，或純技術性的觀點(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見的認真交鋒，結果不僅令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更造成了民眾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員卻把這些疏離和冷漠理解為民眾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開」)，推導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降低對民眾參政的要求(例如設計出令選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員的思想政見水平，結果自然是加劇了社會弱智化的傾向。
要解決這問題，富裏迪認為必須改變僅把知識看作成工具的態度，告別那種認為民主參與和高質素的知識標準是不相容的錯誤觀點，批判政客/官員、傳媒編輯、教師繼續「餵給大眾容易消化的知識和文化的家長式做法」，為民眾提供社會所能給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
號稱「知識型經濟」的香港，除了由娛樂和商業主導的科技生產和消費、由考試成績堆砌起來的學歷以外，我們的社會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些什麼？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政改論述如何「教壞細路」（2009年12月7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1206/4/fiiy.html
(明報)2009年12月7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新高中通識科的其中一個課程目標，是希望孕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年，頁4-5）。對左右香港未來發展的政改毫無興趣、漠不關心、消極被動，自然說不上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也難算是「盡責認真的公民」；習慣於接受和使用空洞的修辭，甚至以政治化妝術取代實際的分析，恐怕亦離「正面的價值觀」甚遠，也無法真正有助學生認識「社會、國家和世界」。政府（教育局）對通識科師生的要求，理應同樣適合應用於政府自己身上。不過，官方推銷政改諮詢方案的論述，卻似乎與其推動的教改目標自相違背。
有論者認為，近日成為了傳媒焦點的「5區總辭」，將會令公眾「失去切實討論『2012中途方案』的興趣」。這說法對了一半，錯了一半。對的是﹕公眾確實「失去切實討論」政改諮詢方案的興趣；錯的則是﹕興趣的喪失，其實在「5區總辭」成為了傳媒焦點之前就早已出現。換句話說，造成公眾對諮詢方案反應冷漠的原因，並非是泛民的「反枱」或「內訌」，而是政府推銷方案的論述，在有意或無意之間，消滅了公眾「切實討論」的興趣。
當空洞的修辭碰上嚴峻的現實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這官方文件宣稱，將「抱著最大的誠意推動香港的民主邁向普選」，並會「以開放的態度，聆聽市民、社會各界和立法會對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意見」。不過，政府在有關政改的具體建議和公共論述中，卻往往發放出與「最大誠意」和「開放態度」相反的信息，造成了公眾對政府是否真心推動民主的普遍不信任。
在政府（包括一些親政府的聲音）推銷其「2012中途方案」的論述中，有幾個經常出現的關鍵詞：「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平衡利益」。這些關鍵詞，不僅意義含混，內容空洞，更重要的是：它們所指向的，正好跟香港近年的現實環境嚴重脫節。以這些措辭推銷政改，除了令人難以感受到政府的「誠意」和「開放」外，更可能產生與文首提及的教改目標相反的效果──「教壞學生」。
不論政府提出「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和「平衡利益」存著什麽意圖，這些空洞含混的論述所產生的效果，除了是維持現有向特權傾斜、繼續貧富分化的不民主政治制度（例如功能團體選舉）以外，還同時混淆了公眾（甚或政府官員自身）的思想。把功能團體說成是「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和可以「平衡（社會）利益」，或指普選只含「普及」而不包「平等」之意，以至於出現「只要所有人有兩票，都是公平、平等」的詭辯，維護著的，自然是功能團體所代表的特權利益。
這樣的政改論述，與香港的社會現况，存在著極大的差距。當年輕的醫生律師，而非僅僅是低收入階層，也感受到社會的兩極分化、政策不公；當掌控土地、金融資源的特權階層正愈來愈貪得無厭，盡力擠掉低收入社群可以享用的最後資源；當勝者全取、機會不均令年輕一代難以就業、「條氣唔順」時，提出「整體利益、社會穩定」的說法，宣稱在實質上支撐不平等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功能組別選舉」能夠「平衡利益」和讓社會「均衡參與」，自然難以令人相信這叫「理性務實」。正是在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和功能團體等維護特權的政治結構下，香港社會見證了過去10多年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利益不平衡和參與不均衡的格局進一步加劇，這不是很明顯嗎？以這種在實質上鞏固特權政治制度的空洞措辭，來推銷政改方案，想獲得大多數市民的信任，自然是緣木求魚。
更壞的是，這種含糊空洞的政改論述，不僅支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走向，令香港深陷矛盾積累的危險境地，還同時散發著「教壞細路」的文化效果。一方面，公關的措辭，往往把與事實不符的語言，打扮成漂亮的說話，而非針對實質的問題，進行認真的討論，只會加強學生在辯論比賽、「上莊」諮詢中都曾見識過的詭辯伎倆，離「切實討論」愈來愈遠；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公關措辭與我們經歷的日常生活嚴重脫節，但在中央和特區政府恃強凌弱下，缺乏政治權利和實力的老百姓，很多時只能無奈接受，產生的效果，是強化了社會上的犬儒認命心態，變得像前蘇聯式社會主義一樣：儘管大眾都知道《真理報》沒有什麼真理，《人民日報》不怎樣為人民發聲，但正如齊澤克所說，我們都知道正跟循著虛幻，但仍然這樣過活。
我們改變的世界
將是孩子們的未來
面對這樣的政改論述，任教通識科的教師，倘若仍然想讓學生擁有「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還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應抗拒使用言詞空泛的政改論述，澄清能真正有助學生「切實討論」的概念，例如指出「所有人有兩票」，並不一定「公平、平等」，因為當有些人的一票可能比另一些人的一票分量較重，就像現有的功能組別選舉中，保險和金融界別的選民數目只有100多人，但卻可分別推舉出一位立法會議員，另一些界別則需上萬選票才得一議席，「所有人有兩票」等同「公平、平等」便是空話。又例如告訴學生，投票率只有30%的區議會選舉，不可能像政改諮詢文件所說，是經過300多萬選民選出，而由民選區議員互選6席，並不一定代表民主內容增加，相反可能會造就一個小圈子的利益分贜結構。此外，也可以和學生一同認真地追問「理性務實」、「循序漸進」的真義：不知道「漸進」的清楚目的地（例如確實會在哪年有怎樣的普選），剩下的只是「循序」；缺乏「理性」地直面社會正嚴重兩極分化的勇氣，「務實」恐怕只會淪為維護特權的借口。
其次，針對政改論述所可能帶來的虛無認命心態，我們也可考慮介紹外國和歷史的政改經驗，讓學生在思考「普選」或「功能團體」時，可依據「切實」的材料，進行有認知意義的分析，尋找各種在官方論述中排拒了的政治希望。而更重要的，是在學校內避免重複那種「教壞細路」的言詞和實踐上的表裏不一，讓學生重拾對成人世界失去的信心。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9年12月7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新高中通識科的其中一個課程目標，是希望孕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年，頁4-5）。對左右香港未來發展的政改毫無興趣、漠不關心、消極被動，自然說不上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也難算是「盡責認真的公民」；習慣於接受和使用空洞的修辭，甚至以政治化妝術取代實際的分析，恐怕亦離「正面的價值觀」甚遠，也無法真正有助學生認識「社會、國家和世界」。政府（教育局）對通識科師生的要求，理應同樣適合應用於政府自己身上。不過，官方推銷政改諮詢方案的論述，卻似乎與其推動的教改目標自相違背。
有論者認為，近日成為了傳媒焦點的「5區總辭」，將會令公眾「失去切實討論『2012中途方案』的興趣」。這說法對了一半，錯了一半。對的是﹕公眾確實「失去切實討論」政改諮詢方案的興趣；錯的則是﹕興趣的喪失，其實在「5區總辭」成為了傳媒焦點之前就早已出現。換句話說，造成公眾對諮詢方案反應冷漠的原因，並非是泛民的「反枱」或「內訌」，而是政府推銷方案的論述，在有意或無意之間，消滅了公眾「切實討論」的興趣。
當空洞的修辭碰上嚴峻的現實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這官方文件宣稱，將「抱著最大的誠意推動香港的民主邁向普選」，並會「以開放的態度，聆聽市民、社會各界和立法會對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意見」。不過，政府在有關政改的具體建議和公共論述中，卻往往發放出與「最大誠意」和「開放態度」相反的信息，造成了公眾對政府是否真心推動民主的普遍不信任。
在政府（包括一些親政府的聲音）推銷其「2012中途方案」的論述中，有幾個經常出現的關鍵詞：「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平衡利益」。這些關鍵詞，不僅意義含混，內容空洞，更重要的是：它們所指向的，正好跟香港近年的現實環境嚴重脫節。以這些措辭推銷政改，除了令人難以感受到政府的「誠意」和「開放」外，更可能產生與文首提及的教改目標相反的效果──「教壞學生」。
不論政府提出「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和「平衡利益」存著什麽意圖，這些空洞含混的論述所產生的效果，除了是維持現有向特權傾斜、繼續貧富分化的不民主政治制度（例如功能團體選舉）以外，還同時混淆了公眾（甚或政府官員自身）的思想。把功能團體說成是「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和可以「平衡（社會）利益」，或指普選只含「普及」而不包「平等」之意，以至於出現「只要所有人有兩票，都是公平、平等」的詭辯，維護著的，自然是功能團體所代表的特權利益。
這樣的政改論述，與香港的社會現况，存在著極大的差距。當年輕的醫生律師，而非僅僅是低收入階層，也感受到社會的兩極分化、政策不公；當掌控土地、金融資源的特權階層正愈來愈貪得無厭，盡力擠掉低收入社群可以享用的最後資源；當勝者全取、機會不均令年輕一代難以就業、「條氣唔順」時，提出「整體利益、社會穩定」的說法，宣稱在實質上支撐不平等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功能組別選舉」能夠「平衡利益」和讓社會「均衡參與」，自然難以令人相信這叫「理性務實」。正是在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和功能團體等維護特權的政治結構下，香港社會見證了過去10多年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利益不平衡和參與不均衡的格局進一步加劇，這不是很明顯嗎？以這種在實質上鞏固特權政治制度的空洞措辭，來推銷政改方案，想獲得大多數市民的信任，自然是緣木求魚。
更壞的是，這種含糊空洞的政改論述，不僅支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走向，令香港深陷矛盾積累的危險境地，還同時散發著「教壞細路」的文化效果。一方面，公關的措辭，往往把與事實不符的語言，打扮成漂亮的說話，而非針對實質的問題，進行認真的討論，只會加強學生在辯論比賽、「上莊」諮詢中都曾見識過的詭辯伎倆，離「切實討論」愈來愈遠；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公關措辭與我們經歷的日常生活嚴重脫節，但在中央和特區政府恃強凌弱下，缺乏政治權利和實力的老百姓，很多時只能無奈接受，產生的效果，是強化了社會上的犬儒認命心態，變得像前蘇聯式社會主義一樣：儘管大眾都知道《真理報》沒有什麼真理，《人民日報》不怎樣為人民發聲，但正如齊澤克所說，我們都知道正跟循著虛幻，但仍然這樣過活。
我們改變的世界
將是孩子們的未來
面對這樣的政改論述，任教通識科的教師，倘若仍然想讓學生擁有「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還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應抗拒使用言詞空泛的政改論述，澄清能真正有助學生「切實討論」的概念，例如指出「所有人有兩票」，並不一定「公平、平等」，因為當有些人的一票可能比另一些人的一票分量較重，就像現有的功能組別選舉中，保險和金融界別的選民數目只有100多人，但卻可分別推舉出一位立法會議員，另一些界別則需上萬選票才得一議席，「所有人有兩票」等同「公平、平等」便是空話。又例如告訴學生，投票率只有30%的區議會選舉，不可能像政改諮詢文件所說，是經過300多萬選民選出，而由民選區議員互選6席，並不一定代表民主內容增加，相反可能會造就一個小圈子的利益分贜結構。此外，也可以和學生一同認真地追問「理性務實」、「循序漸進」的真義：不知道「漸進」的清楚目的地（例如確實會在哪年有怎樣的普選），剩下的只是「循序」；缺乏「理性」地直面社會正嚴重兩極分化的勇氣，「務實」恐怕只會淪為維護特權的借口。
其次，針對政改論述所可能帶來的虛無認命心態，我們也可考慮介紹外國和歷史的政改經驗，讓學生在思考「普選」或「功能團體」時，可依據「切實」的材料，進行有認知意義的分析，尋找各種在官方論述中排拒了的政治希望。而更重要的，是在學校內避免重複那種「教壞細路」的言詞和實踐上的表裏不一，讓學生重拾對成人世界失去的信心。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短視的時間 無效的「務實」（2009年7月20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719/4/d9qp.html
(明報)2009年7月20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七一遊行的口號和橫額，反映了不少市民似乎並不認同特區政府在過去幾年已「做好份工」；正生書院事件，也顯示了高舉和諧多年的香港社會並不那麼和諧。標榜「務實」的曾特首班子，為何總不能達至市民期望中的施政結果？
正如我過去不斷指出（見拙作《告別犬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以政務官為代表的港式「務實」，很多時只是在根據程序辦事畾t（do things right），而非有效地做正確的事（do right things），後者往往需要建基於仔細的分析和紮實的研究，以準確把握目標，並緊密扣連相關工作。更壞的情况是，「務實」只是不斷隨便找點事情給自己或別人去做，以證明自己並非冗員。
中長期的時間觀
這種不理目標的「務實論」建基的，恐怕是香港社會缺乏強調中長期視野的時間觀念。根據已故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分類，歷史時間可以區分為3種長短不一的時段。第一類是瞬間即逝的短暫時段，當中發生的主要是朝生暮死的「事件」（events）；第二類是20年左右的中期時段，能深遠影響歷史的佈局；最後一類是50年左右的長波或長達百年的趨勢，形成歷史的結構。布氏認為，存活於短期的「事件」，只是歷史上的微塵（dust）；相反，中、長時段才決定了社會發展的過程，並塑造了人類歷史的走向。自然，對慣於只爭朝夕的港人，特別是在「秒秒鐘幾十萬上落」的金融樓市當紅時代，布羅岱爾較強調的中、長時段時間框架和視野，顯然不會太有吸引力。
借助布氏的時間（和空間觀念）與拉美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社會學家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等學者在1970年代發展出一套世界體系視野（World-system perspective），分析不同地區的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世界體系學說主要是採用中、長時段的時間框架，嘗試超越集中於短時段和「事件」的歷史觀和社會科學分析。
沃勒斯坦（2008）指出，人首先活於短時段，因此短期的目標往往更容易吸納我們主要的關注和精力。今天要吃什麼飯、明天穿什麼衣服，自然是刻不容緩的決定；要在當代香港準時完成上司的任務、快速回應外界的壓力，更難以三思而後行。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官員的種種決定，往往是為了回應短時段中的「事件」：制定財政預算案，是要試在短期內緩減民怨；大力宣傳反濫藥，恐怕也是為了想轉移當下社會批評的視線。與官員類似，教師也經常要在很短的時間作出不一定與中、長期目標相關的決定：學生欠交功課是否要罰留堂？上課太嘈吵的學生需禁制懲罰嗎？學生的考試成績不好，得為他們補課、多出幾張工作紙、加入更多的中期測驗？教師忙於這些工作的原因，是為了達至讓學生愉快、自主地學會學習等長遠教育目標，還是只想在短期內紓緩來自學生、家長和校長的壓力，稍解燃眉之急？
短視「務實」的長遠效果
習慣解決燃眉之急和關注短期時段與「事件」，往往會令我們忽略這些行為和事情的中長期影響。如果我們願意在若干年後細緻檢討，也許不難發現，這些短期的、只爭朝夕的「務實」工作積累的中長期效果，很可能與我們原先的期望有別，甚至適得其反。
一位剛退休的資深而務實的中學教師朋友告訴我，他已經很久沒認真地閱讀，包括與自己主修科目相關的學術書刊。我想，在當初立志為師的時候，我的朋友大概不會預期在中學任教的廿多卅年生涯當中，將會日漸遠離他曾熱愛的書本。同理，當家長喜孜孜地把子女送進band one名校時，大概也不會想到，12年後子女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可能會比未入學時更低。而當曾特首以「絕不手軟」的態度宣布要嚴打「毒害」時，他大概也無法預期，幾十年後香港青少年「濫藥」的「事件」是否真的會減少，更不會知道，那種或能解政府威信低落於一時的學校驗毒政策（包括送緝毒犬往學校搜查毒品），可能正愈來愈把學校推往一個異化的境地——不再是一個鼓勵教師和學生愉快、自主地讀書求學的地方，而是變成更像一所規管中心，或一個當學生敵人的民粹「戰場」。
又正如另一位朋友指出，本是為了促進和修正學習的考試，也逐漸「變成教與學之外和之後的獨立事件」，「不再是教與學的有機部分」，甚至「倒過來扭曲和控制教與學（如何考便如何教，而不是怎樣教便怎樣考）」。（張偉基 2009：〈異化了的考評〉，網址﹕hk.myblog.yahoo.com/edwkc/article?mid=149）
告別「務實」 梳理歷史
沃勒斯坦（2008）指出，儘管由於現實的原因，我們不得不經常要在短期中兩害選其輕，但這只是為了不至於自說自話，同時讓自己和志同道合者能鬆一口氣。他認為我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校正和堅持中時段的工作方向和原則，而非讓自己全陷於短期的妥協之中。因此能有助我們走向中長期目標的「務實」，並非是短時段中的權宜之計，而是包括細緻地分析過去的各種工作，探討這些能解燃眉之急的工作在中、長時段產生了什麼效果。換句話說，真正的「務實」也就是認真去梳理歷史，釐清方向，從中找出更有效產生預期成果的相關工作，儘管這些工作不會在短期內立竿見影。
凱恩斯一句廣為後人引用的俏皮話是：「長遠而言，我們都是死人。」布羅岱爾（1993）回應道：這句話「既平常又荒唐。因為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頁78）
■參考閱讀
文章：Remembering Andre Gunder Frank Whil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作者：Immanuel Wallerstein
期刊：Monthly Review, June 2008
網頁：http://www.monthlyreview.org/080630wallerstein.php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
作者：布羅岱爾
出版：三聯書店（1993）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9年7月20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七一遊行的口號和橫額，反映了不少市民似乎並不認同特區政府在過去幾年已「做好份工」；正生書院事件，也顯示了高舉和諧多年的香港社會並不那麼和諧。標榜「務實」的曾特首班子，為何總不能達至市民期望中的施政結果？
正如我過去不斷指出（見拙作《告別犬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以政務官為代表的港式「務實」，很多時只是在根據程序辦事畾t（do things right），而非有效地做正確的事（do right things），後者往往需要建基於仔細的分析和紮實的研究，以準確把握目標，並緊密扣連相關工作。更壞的情况是，「務實」只是不斷隨便找點事情給自己或別人去做，以證明自己並非冗員。
中長期的時間觀
這種不理目標的「務實論」建基的，恐怕是香港社會缺乏強調中長期視野的時間觀念。根據已故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分類，歷史時間可以區分為3種長短不一的時段。第一類是瞬間即逝的短暫時段，當中發生的主要是朝生暮死的「事件」（events）；第二類是20年左右的中期時段，能深遠影響歷史的佈局；最後一類是50年左右的長波或長達百年的趨勢，形成歷史的結構。布氏認為，存活於短期的「事件」，只是歷史上的微塵（dust）；相反，中、長時段才決定了社會發展的過程，並塑造了人類歷史的走向。自然，對慣於只爭朝夕的港人，特別是在「秒秒鐘幾十萬上落」的金融樓市當紅時代，布羅岱爾較強調的中、長時段時間框架和視野，顯然不會太有吸引力。
借助布氏的時間（和空間觀念）與拉美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社會學家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等學者在1970年代發展出一套世界體系視野（World-system perspective），分析不同地區的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世界體系學說主要是採用中、長時段的時間框架，嘗試超越集中於短時段和「事件」的歷史觀和社會科學分析。
沃勒斯坦（2008）指出，人首先活於短時段，因此短期的目標往往更容易吸納我們主要的關注和精力。今天要吃什麼飯、明天穿什麼衣服，自然是刻不容緩的決定；要在當代香港準時完成上司的任務、快速回應外界的壓力，更難以三思而後行。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官員的種種決定，往往是為了回應短時段中的「事件」：制定財政預算案，是要試在短期內緩減民怨；大力宣傳反濫藥，恐怕也是為了想轉移當下社會批評的視線。與官員類似，教師也經常要在很短的時間作出不一定與中、長期目標相關的決定：學生欠交功課是否要罰留堂？上課太嘈吵的學生需禁制懲罰嗎？學生的考試成績不好，得為他們補課、多出幾張工作紙、加入更多的中期測驗？教師忙於這些工作的原因，是為了達至讓學生愉快、自主地學會學習等長遠教育目標，還是只想在短期內紓緩來自學生、家長和校長的壓力，稍解燃眉之急？
短視「務實」的長遠效果
習慣解決燃眉之急和關注短期時段與「事件」，往往會令我們忽略這些行為和事情的中長期影響。如果我們願意在若干年後細緻檢討，也許不難發現，這些短期的、只爭朝夕的「務實」工作積累的中長期效果，很可能與我們原先的期望有別，甚至適得其反。
一位剛退休的資深而務實的中學教師朋友告訴我，他已經很久沒認真地閱讀，包括與自己主修科目相關的學術書刊。我想，在當初立志為師的時候，我的朋友大概不會預期在中學任教的廿多卅年生涯當中，將會日漸遠離他曾熱愛的書本。同理，當家長喜孜孜地把子女送進band one名校時，大概也不會想到，12年後子女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可能會比未入學時更低。而當曾特首以「絕不手軟」的態度宣布要嚴打「毒害」時，他大概也無法預期，幾十年後香港青少年「濫藥」的「事件」是否真的會減少，更不會知道，那種或能解政府威信低落於一時的學校驗毒政策（包括送緝毒犬往學校搜查毒品），可能正愈來愈把學校推往一個異化的境地——不再是一個鼓勵教師和學生愉快、自主地讀書求學的地方，而是變成更像一所規管中心，或一個當學生敵人的民粹「戰場」。
又正如另一位朋友指出，本是為了促進和修正學習的考試，也逐漸「變成教與學之外和之後的獨立事件」，「不再是教與學的有機部分」，甚至「倒過來扭曲和控制教與學（如何考便如何教，而不是怎樣教便怎樣考）」。（張偉基 2009：〈異化了的考評〉，網址﹕hk.myblog.yahoo.com/edwkc/article?mid=149）
告別「務實」 梳理歷史
沃勒斯坦（2008）指出，儘管由於現實的原因，我們不得不經常要在短期中兩害選其輕，但這只是為了不至於自說自話，同時讓自己和志同道合者能鬆一口氣。他認為我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校正和堅持中時段的工作方向和原則，而非讓自己全陷於短期的妥協之中。因此能有助我們走向中長期目標的「務實」，並非是短時段中的權宜之計，而是包括細緻地分析過去的各種工作，探討這些能解燃眉之急的工作在中、長時段產生了什麼效果。換句話說，真正的「務實」也就是認真去梳理歷史，釐清方向，從中找出更有效產生預期成果的相關工作，儘管這些工作不會在短期內立竿見影。
凱恩斯一句廣為後人引用的俏皮話是：「長遠而言，我們都是死人。」布羅岱爾（1993）回應道：這句話「既平常又荒唐。因為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頁78）
■參考閱讀
文章：Remembering Andre Gunder Frank Whil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作者：Immanuel Wallerstein
期刊：Monthly Review, June 2008
網頁：http://www.monthlyreview.org/080630wallerstein.php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
作者：布羅岱爾
出版：三聯書店（1993）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金融海嘯下 批判和反思的空間（2009年3月16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315/4/b6cr.html
(明報)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反思」和「批判思考」是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的其中兩個關鍵詞。「反思」並不是要求學生在完成課業後，隨便說說學到些什麼之類的個人感受，而是學習內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觀的依據，並迴身觀照所採用的視野中的盲點；「批判思考」更不是互相「窒來窒去」，或提出正反觀點，然後各打五十的套路，而是找出不同觀點所建基的假設，並從這些觀點置身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理解它們的意義和局限。對不少教師來說，這種嘗試孕育學生新的共通能力的教育目標，並不容易掌握。
不過，金融海嘯的洗禮，似乎鬆動了香港社會的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規習見，令「反思」和「批判思考」變得容易理解。
例如，就「企業的性質及功能是什麼」這問題，教科書和流行論說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大多是：企業由股東擁有，以他們的福利為先；企業的主要目標是極大化利潤，旁及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家的職責之一，則是承擔風險。學生在潛移默化下，很容易把這些答案，接受為理所當然的常識，甚至轉化成為一種信仰。然而，在全球金融機構危機下，各類銀行的行政總裁（CEO）的收入仍然可觀，使人不得不懷疑CEO主宰下的金融企業的最主要目標，其實並非極大化機構的利潤，而是更關注CEO等「企業家」的個人收益；電訊盈科私有化事件，也迫使我們追問：企業究竟是以大股東還是小股東的福利為先？它是組織生產的機構，還是施展財技的法人？全球經濟危機浮現後，世界各地的企業家紛紛向政府求助，顯示的是他們願意承擔風險的魄力，還是逃避風險的習性？企業紛紛裁員，是承擔還是迴避其社會責任？企業最主要的社會責任，是間中植樹與資助社區活動，還是管好營運，讓員工有穩定而良好的工作環境，令消費者不致購入「毒債」、吃進「毒藥」？
迷債事件、匯控事件，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當代的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性質及功能：是促進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交易，還是鼓勵投機和賭博？這些問題指向的，正是我們在過去相對穩定的社會體制和歷史脈絡下，不大會批判的信念和假設，以及忘卻去反思的視野和習見。
從SARS到金融海嘯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的SARS和七一大遊行，也曾迫使香港社會短暫地批判反思過去的生活方式和發展道路。例如，由約10個民間團體和學術機構於2003年7月12日聯合舉辦的「非典型健康生活的想像與實踐」民間交流會，生產出一系列反思香港社會問題的文章和一份民間政綱，當中提出的「非典型」建議，包括放慢經濟增長，縮減貧富差距，倡議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共享工作，發展社區醫療，大量投入資源改善空氣、託兒、護老服務，保育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自然和歷史環境，建立真正的民主改制等等；又例如2004年超過300位社會人士簽署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提出保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公平公義 、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價值的重要，同時呼籲港人要保護環境並與自然建立和諧的關係。然而，隨着2005年以後的「經濟恢復」（或更準確的說法是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上述的批判反思和積極建議，很快就為社會遺忘，成為歷史。
不過，樓市股市支撐下的馬照跑、舞照跳這樣的「歡樂時光」，正如周星馳所說，「過得特別快」。去年底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儘管引發出不少問題，但同時讓我們清楚看到，港人過去所深信的「放任主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也徹底地衝擊了一些窒礙我們思考的陳腔濫調，開放出新的反思和行動的空間，並再一次迫使我們認真的面對現在、反思過去、探索未來。而且，我們還得有心理準備，如果這次的經濟危機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守待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中環價值」再次橫行，或許不至於遙遙無期，恐怕也將要比上一次的「經濟恢復」，需時得多。
海嘯後的通識教育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曾指出，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段，賺錢並不困難，但貧富差距也容易擴大；而在經濟衰退的年代，生產和消費的減慢，使備受破壞的自然生態和疲憊不堪的現代勞工可以休養生息，加上價格持續下降，低收入階層的實質生活水平或不致變壞。另一方面，經濟繁榮下致富容易，衍生的往往是因循既有制度的保守心態，不尚反思，嘲弄批判；相反，經濟危機卻能催生積極求變的努力，孕育創造、批判和反思的慣習。
引述歷史學家的洞見，自然並非為了抽象地歌頌蕭條，特別在當代香港這極為單一的經濟、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缺乏多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也沒有完備的社會保障，金融海嘯的到臨，確實干擾不少港人的「正常」生活，失業上升、收入下降、消費萎縮等問題也確實難以讓人有尊嚴地過活。這些問題，都必須認真面對，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領袖更是責無旁貸。不過，既然「金融」已形成「海嘯」，無論喜歡與否，看來我們都難以在短期內扭轉乾坤。除努力求生外，是否也可以藉此「百年機遇」，徹底地把經濟的「危」，化作為創造新生活、新價值的「機」？
要轉「危」為「機」，得首先告別那種目光如豆、缺乏願景的庸俗「務實論」，大膽地提出我們所渴求的當下生活和未來願景，仔細地分析現狀、回顧過去，找出今天所面對的問題的根源，從而進行有助邁向願景的真正務實工作，而非交功課式的「做好份工」。這也是通識教育所追求的批判思考和反思能力的應有之義。
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反覆述說的一個笑話是：
一個人在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當被問到在哪裏丟了鑰匙時，他承認說是在後面那個黑暗的角落裏；可是，為什麼他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因為這裏比較亮。（〈抵禦民粹主義誘惑〉，齊澤克，查日新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9期）
如果我們真的想尋回丟失了的鑰匙，包括重拾港人所崇尚的「核心價值」和尋找後金融海嘯時代的「優質生活」，就必須離開「比較亮的路燈下」，也就是告別容易獲得但卻脫離現實的常識習見和現成答案，在後金融海嘯的歷史脈絡下，不忌憚走進「黑暗的角落」，直面長期為庸俗務實論所忽視和嘲弄的香港社會根本問題，例如「不斷工作不斷增值不斷消費令人活得更加快樂自在」？「樓市和股市的蕭條能否鼓勵港人重務正業」？「減慢經濟增長是否更有利於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願意認真探究這些根本的問題，通識教育所強調的批判和反思，至此近矣。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反思」和「批判思考」是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的其中兩個關鍵詞。「反思」並不是要求學生在完成課業後，隨便說說學到些什麼之類的個人感受，而是學習內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觀的依據，並迴身觀照所採用的視野中的盲點；「批判思考」更不是互相「窒來窒去」，或提出正反觀點，然後各打五十的套路，而是找出不同觀點所建基的假設，並從這些觀點置身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理解它們的意義和局限。對不少教師來說，這種嘗試孕育學生新的共通能力的教育目標，並不容易掌握。
不過，金融海嘯的洗禮，似乎鬆動了香港社會的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規習見，令「反思」和「批判思考」變得容易理解。
例如，就「企業的性質及功能是什麼」這問題，教科書和流行論說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大多是：企業由股東擁有，以他們的福利為先；企業的主要目標是極大化利潤，旁及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家的職責之一，則是承擔風險。學生在潛移默化下，很容易把這些答案，接受為理所當然的常識，甚至轉化成為一種信仰。然而，在全球金融機構危機下，各類銀行的行政總裁（CEO）的收入仍然可觀，使人不得不懷疑CEO主宰下的金融企業的最主要目標，其實並非極大化機構的利潤，而是更關注CEO等「企業家」的個人收益；電訊盈科私有化事件，也迫使我們追問：企業究竟是以大股東還是小股東的福利為先？它是組織生產的機構，還是施展財技的法人？全球經濟危機浮現後，世界各地的企業家紛紛向政府求助，顯示的是他們願意承擔風險的魄力，還是逃避風險的習性？企業紛紛裁員，是承擔還是迴避其社會責任？企業最主要的社會責任，是間中植樹與資助社區活動，還是管好營運，讓員工有穩定而良好的工作環境，令消費者不致購入「毒債」、吃進「毒藥」？
迷債事件、匯控事件，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當代的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性質及功能：是促進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交易，還是鼓勵投機和賭博？這些問題指向的，正是我們在過去相對穩定的社會體制和歷史脈絡下，不大會批判的信念和假設，以及忘卻去反思的視野和習見。
從SARS到金融海嘯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的SARS和七一大遊行，也曾迫使香港社會短暫地批判反思過去的生活方式和發展道路。例如，由約10個民間團體和學術機構於2003年7月12日聯合舉辦的「非典型健康生活的想像與實踐」民間交流會，生產出一系列反思香港社會問題的文章和一份民間政綱，當中提出的「非典型」建議，包括放慢經濟增長，縮減貧富差距，倡議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共享工作，發展社區醫療，大量投入資源改善空氣、託兒、護老服務，保育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自然和歷史環境，建立真正的民主改制等等；又例如2004年超過300位社會人士簽署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提出保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公平公義 、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價值的重要，同時呼籲港人要保護環境並與自然建立和諧的關係。然而，隨着2005年以後的「經濟恢復」（或更準確的說法是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上述的批判反思和積極建議，很快就為社會遺忘，成為歷史。
不過，樓市股市支撐下的馬照跑、舞照跳這樣的「歡樂時光」，正如周星馳所說，「過得特別快」。去年底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儘管引發出不少問題，但同時讓我們清楚看到，港人過去所深信的「放任主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也徹底地衝擊了一些窒礙我們思考的陳腔濫調，開放出新的反思和行動的空間，並再一次迫使我們認真的面對現在、反思過去、探索未來。而且，我們還得有心理準備，如果這次的經濟危機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守待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中環價值」再次橫行，或許不至於遙遙無期，恐怕也將要比上一次的「經濟恢復」，需時得多。
海嘯後的通識教育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曾指出，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段，賺錢並不困難，但貧富差距也容易擴大；而在經濟衰退的年代，生產和消費的減慢，使備受破壞的自然生態和疲憊不堪的現代勞工可以休養生息，加上價格持續下降，低收入階層的實質生活水平或不致變壞。另一方面，經濟繁榮下致富容易，衍生的往往是因循既有制度的保守心態，不尚反思，嘲弄批判；相反，經濟危機卻能催生積極求變的努力，孕育創造、批判和反思的慣習。
引述歷史學家的洞見，自然並非為了抽象地歌頌蕭條，特別在當代香港這極為單一的經濟、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缺乏多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也沒有完備的社會保障，金融海嘯的到臨，確實干擾不少港人的「正常」生活，失業上升、收入下降、消費萎縮等問題也確實難以讓人有尊嚴地過活。這些問題，都必須認真面對，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領袖更是責無旁貸。不過，既然「金融」已形成「海嘯」，無論喜歡與否，看來我們都難以在短期內扭轉乾坤。除努力求生外，是否也可以藉此「百年機遇」，徹底地把經濟的「危」，化作為創造新生活、新價值的「機」？
要轉「危」為「機」，得首先告別那種目光如豆、缺乏願景的庸俗「務實論」，大膽地提出我們所渴求的當下生活和未來願景，仔細地分析現狀、回顧過去，找出今天所面對的問題的根源，從而進行有助邁向願景的真正務實工作，而非交功課式的「做好份工」。這也是通識教育所追求的批判思考和反思能力的應有之義。
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反覆述說的一個笑話是：
一個人在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當被問到在哪裏丟了鑰匙時，他承認說是在後面那個黑暗的角落裏；可是，為什麼他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因為這裏比較亮。（〈抵禦民粹主義誘惑〉，齊澤克，查日新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9期）
如果我們真的想尋回丟失了的鑰匙，包括重拾港人所崇尚的「核心價值」和尋找後金融海嘯時代的「優質生活」，就必須離開「比較亮的路燈下」，也就是告別容易獲得但卻脫離現實的常識習見和現成答案，在後金融海嘯的歷史脈絡下，不忌憚走進「黑暗的角落」，直面長期為庸俗務實論所忽視和嘲弄的香港社會根本問題，例如「不斷工作不斷增值不斷消費令人活得更加快樂自在」？「樓市和股市的蕭條能否鼓勵港人重務正業」？「減慢經濟增長是否更有利於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願意認真探究這些根本的問題，通識教育所強調的批判和反思，至此近矣。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經濟衰退下的民主建設（2009年5月18日）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517/4/c87w.html
(明報)2009年5月18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香港首季的本地生產總值比去年下降了7.8%，是近11年最大的收縮；整體貨物出口則下跌了22.7%，是55年來的最大跌幅。儘管財政司長強調將會在短期內推出「既快且準」的措施，但觀乎特區政府近年的表現，我們確實難以期望新的措施，能真的有效地利民紓困，而非僅僅是另一次嘗試減少市民不滿和七一上街人數的政治公關。事實上，正如不少評論指出，從全球經濟近期實質表現的走勢觀測，經濟衰退恐怕不會在短期內離我們而去，而過去幾個月發達國家數以千億元的投入，也無法扭轉經濟蕭條的大局。因此，與其期待港府的百億救市能帶來奇蹟，不如在未來一段日子學習如何與經濟衰退共處，從中避免「更壞的情况出現」，並積極地轉危為機，尋找新生，這恐怕才是真正「務實地」告別過去、立足現在、迎向將來的不二法門。
經濟衰退本身並不必然是嚴重的危機，也可以是周期的調節，校正衰退前所積累的結構問題，例如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或金融市場的崩壞。不過，回顧歷史的經驗，在經濟收縮時段，往往會誘發潛藏於社會的各種不滿和矛盾，而社會矛盾爆發的結果，並不必然是更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的新社會的誕生，也可以是引致歷史倒退的集權專制的重現，例如二戰前歐洲法西斯的經驗。如果這次的經濟衰退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學習如何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比期待特區政府能很快紓解民困，是否更為「務實」？
經濟衰退與民粹犬儒
要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單引入經濟上的刺激方案，例如「港式的十大建設」和百億「派糖」，在百年一遇的全球衰退的格局下，最好的效果也只能是治標。治本之道，是盡快改造既有的社會結構，把當中容易孕育法西斯極權思想和踐行的各式體制和文化，根本地轉化為較為民主、開放、平等的制度和社會關係。香港正在面對的危機，並不是經濟產值減少，而是繼之而來的社會矛盾的激化，將會引領香港往什麼方向。
正如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指出，陷入經濟衰退前的香港，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見下表），使大部分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源的社群，愈來愈難以享有真正意義的自由，包括個體的「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與此同時，本地社會日益瀰漫的「交功課」心態和恆常地重複習以為常、無意義、儀式化踐行的犬儒文化（cynical culture） ，以及Ernesto Laclau所指的民粹政治——以諸如「看不見的手」、「經濟自由度」等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為中介，把異雜多樣的社會訴求，打造成擁有同一敵人的集體身分，建立截然二分的敵我界線，例如市場vs.政府或家庭vs.同性戀。這種種不再重視連貫的原則和核心價值的文化和政治，逐漸成為香港文化政治的主流。
近日曾蔭權有關「代表香港整體市民」的言論，除了反映其輕視實利以外的倫理價值和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也同時彰顯其民粹心態——以其想像中的大多數民意為價值和施政依歸，卻不管這些民意是否合理和公義。另一方面，金融海嘯也讓我們清楚看到，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建基的並非是連貫的「新」的「自由主義」的價值，而是借助民粹政治的伎倆，以建構簡單的敵我對立關係，鼓吹有利於大企業的所謂「放任」或「不干預」政策。
民主建設的迫切性
在香港當前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經濟陷入衰退、矛盾容易激化的社會脈絡中，把問題簡化和傾向尋找「方便的敵人」的民粹政治，以及日漸瀰漫於本土的不再追求認真的犬儒文化，在缺乏普遍地滲入社會每個角落（例如政府、議會、工厰、學校、教會等）的民主體制和對「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制度化保障下，很可能孕育出排外、針對非主流社群、不尊重個體自由和社會公義的法西斯或極權主義式的思想和踐行。
因此，在「百年一遇」的經濟長期衰退的期間，政府除了應改變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以減少失業和扭轉貧富兩極化的趨勢，是否還需要加速政制的民主化，以制衡主要源自政務官和放任主義者的民粹傾向？民間社會力量在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以紓民困之餘，是否應同時集中精力，推動議會、工廠、企業、學校、醫院、教會等各種社會制度內的民主建設？
今年正值五四運動90周年、六四民運20年祭。如果我們批評官方的五四紀念活動搔不着癢處，沒有觸及學生和市民強烈的民主訴求，那麼民間紀念五四和六四的最有意義的方式，也許是身體力行，在社會的各個環節直接推動民主的進程：在議會和特首等層面以外，支持普選的教師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明報)2009年5月18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香港首季的本地生產總值比去年下降了7.8%，是近11年最大的收縮；整體貨物出口則下跌了22.7%，是55年來的最大跌幅。儘管財政司長強調將會在短期內推出「既快且準」的措施，但觀乎特區政府近年的表現，我們確實難以期望新的措施，能真的有效地利民紓困，而非僅僅是另一次嘗試減少市民不滿和七一上街人數的政治公關。事實上，正如不少評論指出，從全球經濟近期實質表現的走勢觀測，經濟衰退恐怕不會在短期內離我們而去，而過去幾個月發達國家數以千億元的投入，也無法扭轉經濟蕭條的大局。因此，與其期待港府的百億救市能帶來奇蹟，不如在未來一段日子學習如何與經濟衰退共處，從中避免「更壞的情况出現」，並積極地轉危為機，尋找新生，這恐怕才是真正「務實地」告別過去、立足現在、迎向將來的不二法門。
經濟衰退本身並不必然是嚴重的危機，也可以是周期的調節，校正衰退前所積累的結構問題，例如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或金融市場的崩壞。不過，回顧歷史的經驗，在經濟收縮時段，往往會誘發潛藏於社會的各種不滿和矛盾，而社會矛盾爆發的結果，並不必然是更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的新社會的誕生，也可以是引致歷史倒退的集權專制的重現，例如二戰前歐洲法西斯的經驗。如果這次的經濟衰退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學習如何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比期待特區政府能很快紓解民困，是否更為「務實」？
經濟衰退與民粹犬儒
要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單引入經濟上的刺激方案，例如「港式的十大建設」和百億「派糖」，在百年一遇的全球衰退的格局下，最好的效果也只能是治標。治本之道，是盡快改造既有的社會結構，把當中容易孕育法西斯極權思想和踐行的各式體制和文化，根本地轉化為較為民主、開放、平等的制度和社會關係。香港正在面對的危機，並不是經濟產值減少，而是繼之而來的社會矛盾的激化，將會引領香港往什麼方向。
正如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指出，陷入經濟衰退前的香港，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見下表），使大部分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源的社群，愈來愈難以享有真正意義的自由，包括個體的「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與此同時，本地社會日益瀰漫的「交功課」心態和恆常地重複習以為常、無意義、儀式化踐行的犬儒文化（cynical culture） ，以及Ernesto Laclau所指的民粹政治——以諸如「看不見的手」、「經濟自由度」等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為中介，把異雜多樣的社會訴求，打造成擁有同一敵人的集體身分，建立截然二分的敵我界線，例如市場vs.政府或家庭vs.同性戀。這種種不再重視連貫的原則和核心價值的文化和政治，逐漸成為香港文化政治的主流。
近日曾蔭權有關「代表香港整體市民」的言論，除了反映其輕視實利以外的倫理價值和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也同時彰顯其民粹心態——以其想像中的大多數民意為價值和施政依歸，卻不管這些民意是否合理和公義。另一方面，金融海嘯也讓我們清楚看到，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建基的並非是連貫的「新」的「自由主義」的價值，而是借助民粹政治的伎倆，以建構簡單的敵我對立關係，鼓吹有利於大企業的所謂「放任」或「不干預」政策。
民主建設的迫切性
在香港當前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經濟陷入衰退、矛盾容易激化的社會脈絡中，把問題簡化和傾向尋找「方便的敵人」的民粹政治，以及日漸瀰漫於本土的不再追求認真的犬儒文化，在缺乏普遍地滲入社會每個角落（例如政府、議會、工厰、學校、教會等）的民主體制和對「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制度化保障下，很可能孕育出排外、針對非主流社群、不尊重個體自由和社會公義的法西斯或極權主義式的思想和踐行。
因此，在「百年一遇」的經濟長期衰退的期間，政府除了應改變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以減少失業和扭轉貧富兩極化的趨勢，是否還需要加速政制的民主化，以制衡主要源自政務官和放任主義者的民粹傾向？民間社會力量在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以紓民困之餘，是否應同時集中精力，推動議會、工廠、企業、學校、醫院、教會等各種社會制度內的民主建設？
今年正值五四運動90周年、六四民運20年祭。如果我們批評官方的五四紀念活動搔不着癢處，沒有觸及學生和市民強烈的民主訴求，那麼民間紀念五四和六四的最有意義的方式，也許是身體力行，在社會的各個環節直接推動民主的進程：在議會和特首等層面以外，支持普選的教師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告別「新自由主義」民粹（2008年11月3日）
編按：此文為《告別「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民粹政治》之簡短版，曾刋於2008年11月3日《明報》。
網上出處@Yahoo! 新聞：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102/4/919v.html
@新浪網News新聞：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8/1/1/926218/1.html
(明報)2008年11月3日 星期一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青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癥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1970年代中期。而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1970年代的70%劇降至1980、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哈維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列根或是戴卓爾夫人政府或英美的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9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紮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相關)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闆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5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十多廿年的政策，為什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19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予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什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事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相關)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裏？」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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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2008年11月3日 星期一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青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癥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1970年代中期。而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1970年代的70%劇降至1980、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哈維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列根或是戴卓爾夫人政府或英美的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9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紮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相關)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闆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5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十多廿年的政策，為什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19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 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予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什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事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相關)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裏？」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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